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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