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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整个社会和你为敌你也毫不妥协；你能做到张志新那样么，为了说几句心里话，被人割断了喉管？作为普通人，心里能装着这句话，能够有限度地做到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也就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古代那些缺乏宪政环境，缺乏法治保障，“少数人”可以被随意牺牲掉的社会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代价确实太高了。
往下就是孟子对告子的几句议论：“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这几句话谁都搞不明白，还是放过不提好了。
公孙丑又问：“学生斗胆问您一句，您最擅长的到底是什么啊？”
孟子疑道：“你是觉得我像那种万金油干部吗？”
公孙丑连忙摇头。孟子这才拿出一代宗师的派头，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有两点最擅长，第一，我能言善辩，第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后世影响极大，一会儿再详细来说。
公孙丑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啊？听上去倒是很酷。”
孟子回答说：“道可道，非常道，到底什么叫‘浩然之气’，呵呵，这东西玄妙得很，还真不容易说得出来。简单讲呢，这种气最宏大、最刚健、最正直，如果好好培养它，别去伤害它，它就会充满在天地之间。这种气还必须配合以道德和正义，有了这些，这种气就会像只胖气球，可如果缺少了道德和正义，它就成了一只撒了气的气球了。如果你从小到大都行得正、坐得直，那你的气就足，这可不是靠零敲碎打地学学雷锋就能行的。你的立身行事哪怕只有一小点污点，这污点也都会像在胖气球上扎了一个小孔，胖气球马上就变成瘪气球了。所以说，告子还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他把正义看成是心外之物，这就错了。”
孟子接着解释说：“培养浩然之气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但是，在做的时候不要期待马上就有什么收效。”
公孙丑说：“好复杂！这是不是说，就像做好事的时候不要指望着会有好报？”
孟子说：“大概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还有，心里时刻都要有这根弦，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像宋国人那样，想让地里的庄稼长快一点儿，就揠（读‘亚’）苗助长。”
——又一个成语，“揠苗助长”，我们小时候学课文是“拔苗助长”，那是因为对小学生来讲“揠”字太难了。顺便一提，我们小时候学的被这样“简化”过的课文还不止这一个呢，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里的“餐”本来应该是“飧”（读“孙”）。
先来说个小问题，说说“揠苗助长”的发生地——宋国。
“揠苗助长”也许真有其事，也许就是编排人家宋国人。但是，为什么这个蠢事不编排在齐国人身上，不编排在魏国人身上，却偏偏编排在宋国人身上？因为，在当时的普遍认识里，如果这种蠢事真有人做，那最有嫌疑的就是宋国人。
孟子在前文说到商纣王时代的贤臣，说过箕子、比干，还有微子。箕子在《尚书》里留下了一个可疑的“洪范”篇，后来周武王分封诸侯，箕子被封在了朝鲜，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现代朝鲜人的祖先。（不知道这条史料能否证明朝鲜是周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微子，他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后来被周武王封在现在的河南商丘，这就是宋国，主要居民都是商朝的遗民。所以，宋国首先是一个遗民国家，是失败者的国家，再者，宋国还保留着商朝的习俗，和新兴的周朝人的习俗不一样，这两点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宋国人在当时都是些不大招人待见的大另类。这就难保不被人编排，除了孟子说的这个“揠苗助长”之外，还有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守株待兔”也是编排宋国人的。
其实呢，孟子真不应该编排人家宋国人，要知道，在所有诸侯当中，宋国人应该说是最有仁义传统的——“揠苗助长”也好，“守株待兔”也好，都表现了一种“迂”的精神，而这种“迂”的精神如果往好了发展，还是很能够演绎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的。
宋国人有一些很另类的传统，比如，周人一般是老爸死了儿子接班，可宋国人却还保留着商朝人的习俗，既有儿子接老爸的班的，也有弟弟接哥哥的班的。宋宣公在临死前就不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非要给弟弟。弟弟很是过意不去，一再推辞，却终于拗不过哥哥，于是做了宋国的一把手，这就是宋穆公。到宋穆公临死的时候，大家商量继承人的问题，大臣们都推举宋穆公的儿子，可宋穆公却说：“不行，我得传位给我哥哥的儿子，要不然实在对不起我哥哥。”就这样，宋宣公的儿子做了宋穆公的接班人。
感人的事情不止一桩。宋桓公病危的时候和大家商量继承人的问题，本该是太子接班的，可太子觉得哥哥好，想让哥哥来接班，可哥哥是真好，说什么也不干，说什么都要让弟弟干。终于还是弟弟接了班，哥哥做了司马。这兄弟俩可绝对不是假仁假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事情还有后文。
“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霸，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中一说里有一位宋国的诸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他就是这个弟弟。孟子讲了一辈子仁政，只拿尧舜他们说事，却不提宋襄公，其实宋襄公却真是距离孟子时代最近的一位行仁政的诸侯。
“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掉之后，他的继承人可不像宋国人这般仁义，几个儿子疯狂开打，忙得连老爸的尸首都顾不上，把齐国搞了个乌烟瘴气。这时候还真多亏了宋襄公，赶紧去干涉齐国内政，扶持齐孝公继位，把乱局给平定了下去。宋襄公成功地学了一回雷锋，沾沾自喜，一想齐桓公这位霸主已经死掉了，自己既然这么牛，那就接着来做霸主好了。
宋襄公的想法倒是不错，可霸主这东西不是自己说做就能做的，得大家都服气才行。宋国又是个小国，再怎么折腾，谁能服你呢？宋襄公不管这一套，他觉得自己走的是仁义路线，是王者之风，只要坚持下去，天下人一定会闻风影从。终于，宋襄公筹备了一次国际会议，准备让势力强大的楚国支持自己做霸主。对宋襄公的理想最为担心的就是他的哥哥子鱼，也就是当年和做太子的宋襄公推让王位的那位。但火热的理想足以冲垮一切障碍，宋襄公这时候真是如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任谁也拦不住。真到了赴会的时候，子鱼没办法，只好劝弟弟穿件铠甲以防万一，可宋襄公连哥哥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也拒绝了，他说：“我要以德服人，我是仁者无敌，要铠甲做什么！”
于是，火热的理想撞击在了冷酷的现实之上，阴险的楚国人绑架了宋襄公，押着他赶奔宋国，威胁宋国人投降。宋国人在城上一看，国君回来了，可问题是：虽千万人您往矣，怎么这么快却带着千万人的外国军队回来了？
楚国人在城下喊着：“快投降吧，你们的国君做了我们的俘虏啦！”
城上的宋国人也向下喊：“我们立了子鱼做新国君啦，你们手里的这位俘虏随你们便吧！”
——宋国人这一招是极其凶险的一招，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招。历史在不断重演，同类事件经常在各个时代里反复出现，如果你在后来的历史里看到同样的事件发生，那多半就意味着这将是一系列宫廷阴谋的序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夺门之变”，明英宗像这时的宋襄公一样，做了外国人（瓦剌人）的俘虏，瓦剌人也和楚国人一样用明英宗来要挟明政府，于谦当机立断，做了和宋国人同样的事——马上立了一个新皇帝，这就等于对敌人表态：被俘的那位皇帝对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瓦剌进攻北京城被打退，也正像这里的楚国见宋襄公没有利用价值后也对宋国展开强攻，却被子鱼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防御打退。瓦剌最后泄了气，留着明英宗也没用，干脆显得大度些，放回去算了。
对明朝人来讲，瓦剌还真不如就把明英宗给杀了呢，因为这一放，等明英宗回来了，新皇帝却不退位——龙椅只要一坐，说什么也不会下来。后来明英宗搞复辟，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回皇位，屠杀于谦等等当初抗击瓦剌的功臣，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久久不息。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事关最高权力宝座，人性最基本的感情与良知全都会无影无踪。所以，从政权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有当一把手资格的人只能活一个。这更让人联想起岳飞抗金，如果真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宋廷之内还不知要斗死多少人呢。我要是金国统治者，就把徽、钦二帝放回去，这有八成的把握能引起宋廷的内部大斗争，所有大臣这时候都会面临严峻的站队问题，他们自己人就能把自己人整垮了。
——这就是人性啊，所以说“一山不容二虎”，如果一山二虎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必然会二虎相争，各自拉帮结派，搞阴谋、玩手腕，不死不休，“山”上所有人都会被牵扯在内，想明哲保身置身事外都难。这种事情，大到国家政府，小到机关单位，古往今来，几乎如出一辙。如果你上班的公司，甚至是你所在的部门，有这么个“二虎”，其结果不问可知。
但凡事总有例外，真说仁义二字，还得说河南人。河南人宋襄公和他的哥哥子鱼一再给中国历史谱写出惊人的例外：楚国人一看占不着便宜，就把宋襄公放回去了。宋襄公灰头土脸的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子鱼赶紧来跟他说，那是为了要应付楚国敌人自己才声称继位的，现在好弟弟既然平安回来了，做哥哥的还得把位子还给弟弟。真是感人啊，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一把手最防范的就是亲叔伯、亲兄弟，因为这些人正是权力宝座最有威胁的潜在竞争者，可瞧瞧人家宋襄公和子鱼兄弟俩，真是凤毛麟角的仁义楷模啊！
宋襄公受了楚国人的窝囊气，后来终于有了机会和楚国面对面地交锋了，这就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泓水之战”，战场在现在的河南拓县。
宋军已经列好阵势，一水相隔的楚军却还没有全部渡河。子鱼本来是不主张和楚国交战的，可既然真要打了，那就得想办法赢。子鱼很懂一些军事原理，给弟弟出主意说：“对方人多，我方人少，趁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渡河，这时候进攻最合适！”
子鱼这招叫“半渡而击”，后来很多人都用过，很管用，可宋襄公却不听。
子鱼没辙，眼看着楚军已经全部渡河过来了，唉，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不过呢，先机并没有完全丧失，还有招儿。子鱼又出主意：“楚国人刚过了河，正忙着列阵呢，乱哄哄的，咱们赶紧趁现在进攻！”子鱼说的不错，可宋襄公还是不听。
一直等到楚国人完全列好了阵势，什么都准备好了，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军惨败，宋襄公大腿负伤，连贴身的侍卫队都被全部歼灭了。
这仗败得冤啊，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可宋襄公还挺有理：“君子在作战时对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该再加伤害，也不俘虏年纪大的敌人，古代的用兵之道，更不可倚仗险要的地形来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经亡国的商王朝的后代，却也不会下令进攻还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