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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强调“胡萝卜”的作用，但“大棒”的余威却并没有就此消散。在胡萝卜与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渐渐按照朱元璋的心愿变成顺民，变成具有奴性的顺民，而读书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强、伪性最重的一个阶层。回顾宋儒张载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际当已成为广陵绝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也许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大群绵羊的头领，而不是做一位人间的君王。
朱元璋为了培养顺民当真煞费苦心，亲自审读“四书”，结果发现《孟子》当中充满着“叛逆”思想。据说，当朱元璋读到其中“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时，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删去《孟子》书中八十五条，包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
（按：我在上本书“扬州：选择与遗忘”一节中，万语千言其实主要便围绕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话，探讨即便不考虑处在第三位的“君”，而“民”与“社稷”孰先孰后——也就是约略用现代概念表述为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的问题，本文中又将进行对“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阐述，竟然同是《孟子》中被朱皇帝删节的句子。）
但是，英明神武的朱皇帝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单以这句话而论，它表明的道理是客观存在的，是先贤从社会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所以，即便把这句话从教科书里彻底删除，即便让全天下人都接触不到这一句“大逆狂言”，但人心和社会却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的。这就像即便你能把所有文字中和太阳东升西落有关的话全部删除，却改变不了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这个客观存在。
所以，朱元璋制定律法再完善、再严密，惩治“贪官污吏”再果断、再狠辣，但既有权谋机心在先，又有随意司法在后，而顺民们伪顺之道即是权谋之道，最终，还是一场场以权谋对权谋的博弈。君待臣以权谋，则臣待君以权谋，“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四
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
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
徐邓功勋谁甲第，方黄骸骨总荒丘。
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
——吴梅村《台城》
一番风雨，清军入关。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按照人们通常对顾炎武这一说法断章取义的理解，此时此刻，不但是明帝国面临亡国之虞，大明子民离“亡天下”的日子怕也不远了。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南明朝廷其实已经符合“亡天下”的字面标准了：道德清议横行，腐败无能遍地，而权谋的博弈更加如同痼疾的恶化，愈演愈烈。这个时候，多铎的军队已经在“扬州十日”的屠杀之后继续进军，轻易突破了长江防线，逼近了南京。
南京上下慌乱一团。先是弘光帝秘密出逃，紧接着，权臣马士英也出城逃走了，剩下的南京重臣之中就该首推赵之龙了。当初，崇祯皇帝委任赵之龙守备南京，认为那里已经有了司礼太监韩赞周、兵部尚书史可法，如今再加上一个“与国休戚”的赵之龙，则“朕无忧矣”。而此时的赵之龙果然忙上忙下，辛苦非常，匆忙组织了南京临时政权，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抵抗清军，而是安排和组织城中官员和百姓们的投降事宜。
整个南京城里，没有多少人反对赵之龙他们的决定。猜想一下，虽然接受异族统治会让人们感到非常不适，但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和几代传承的顺民心态还是使他们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根深蒂固的顺民心态使他们对所谓“正朔”的顺从程度远远低于对强权的顺从程度，更何况，聪明的顺民们早已习惯了在博弈中求生存，在委屈中求发展。“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即便臣对君不以“寇仇”视之，最起码也同样视作草芥吧？极少数的满州人摧枯拉朽式地横扫中原大地，非但很少遇到过真正有力量的抵抗，反而迅速吸纳着归顺过来的汉人势力，使自身的实力翻番地扩张。
广大百姓们很少有机会汇集成“人民运动的洪流”。几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期，百姓经常都是处在极其可怜的状态，历史的动荡变迁每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时会去主动选择，但多数情况下则是被动接受。普遍来说，他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猪狗般的生活和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谁有力量把他们从猪狗不如的生活当中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过上猪狗一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安居乐业、感恩戴德；如果谁剥夺了他们猪狗般的生活，让他们跌落到猪狗不如的生活里去，那他们也通常只会安之若素——年轻人有孝道在束缚，老年人有宗教来麻痹，日子就可以这么过下去。做顺民，至少还可以过上猪狗不如的日子，要做叛民，那就什么日子都过不上了——事实上，很多造反起义，都是在连猪狗不如的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才爆发的。这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而通常来说，任何形式的生都要重于任何形式的死，只有一种形式的死和另一种形式的死做衡量的时候，才可能导致造反的结果——比如，是选择饿死，还是选择造反被杀头？百姓们很少会因为权利、正义等等被剥夺而起来反抗，他们一般只有在生存权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如此。或许，如果有有识之士发明出一种简便易行安乐死的办法的话，顺民们也许即便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也不大容易会想到反抗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也许会欣慰于他的人间国土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绵羊世界，而这个绵羊世界却终于在失去了强有力的头领的情况下遭受到虎狼的入侵。
南京顺民们在赵之龙等人的安顿下开城迎降，家家户户用黄色条幅写好“顺民”字样，并在门口焚香设案，与王秀楚所记之《扬州十日记》中扬州居民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扬州顺民事出仓促，南京顺民准备周详。而准备得更加周详的赵之龙等一干文武百官则争相投靠新朝，力求得到新朝任用。当时有位名叫张怡的汉子在旁边冷眼观看，记录下这些人“膝软于棉，面厚于铁”的嘴脸。
顺利进入南京城的多铎与不久前在扬州大搞屠杀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公告了明王朝统治阶层的荒淫残暴，并表明大清政权绝不会重蹈明朝统治者的覆辙，而是会实行亲民、爱民的德政。多铎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命人在城市当中划分界限，军队和居民分别安顿在这一界限的两边，互不干扰，并对军队的违纪现像给以严惩，有八名抢劫南京居民的满州士兵被公开处死。
扬州十日的深深伤口仿佛一下子就在南京得到愈合了。任何人都会相信，如果开进南京城的不是多铎的清军，而是当初保卫南明政权、保卫南明百姓的“四镇”部队，南京百姓的遭遇绝对不会比“扬州十日”好上多少——虽然这是“自家的”军队面对“自家的”百姓。
所以，此时此刻，南京的百姓或许反倒会庆幸城市被这支纪律严明的异族军队占领，而多铎手下那些人数远远超过满人的汉人士兵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又该做何感想呢？
再把顾炎武的一句话断章取义一回：“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那么，明朝“正朔”之兴衰，就由肉食者谋之好了，“保天下者”究竟是哪些人呢？不知道，纵观历史，除了五代冯道，一时还真难想出第二个例子。
——顺带一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常见东西方的历史颇多暗合之处。该书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里，结尾时对该章标题所做的回答是：“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体制的必然后果。”
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看得更加让人心寒：“十四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这一格言的实施程度究竟如何，暂且不必深究，只是这一思想的“光明正大”的出现和被宣扬就足以使我们为之瞠目结舌了。这是十四世纪的事情。
看谁读书最仔细
严肃之后要轻松，呵呵，又得把孟子装病的事给扯回来，这一节还不算完。现在说几个小问题，放松放松。
第一个小问题：读过上本书的人都应该有印象，孟子在“梁惠王篇”里记载了好几次在齐国的事情，比如“孟子见齐宣王”什么的，可在装病这节里，为什么提到好几遍齐王却只称一个“王”字呢？为什么不像在“梁惠王篇”里那样，写“齐宣王”或者“宣王”呢？
——谁要看出这点不同了，那真称得上读书仔细。而两处笔法如此不同，一定有问题！
古代那么多读书人，早有人觉得这里可疑。清朝有人考据认为：《孟子》七篇里所有提到齐王的地方，说的全是齐湣王，而不是齐湣王的前辈齐宣王。
齐湣王和齐宣王都是加了谥号的叫法，这种称呼只有在死后才有。和孟子说话的那位齐王当然是活的，所以孟子只能叫他“王”而无法称呼他的谥号，所以，装病这段称“王”当是《孟子》原文如此，而“梁惠王篇”里称“齐宣王”则是后人改的。——这是一家之言，声音也不大，我们且姑妄听之，知道有这么一说也就是了。
第二个小问题：孟子在装病的第二天就出门了，齐王使者来探病，扑了个空，孟仲子对人家说的话里有一句是说孟子“有采薪之忧”——我们知道他是在说孟子“生病”的事，这“采薪之忧”到底是什么病呢？
“薪”就是柴禾，“采薪”就是打柴，“采薪之忧”就是说发愁打不了柴了，可孟子难道还要自己打柴去吗？当然不是，这话引申的意思是：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了；再引申的意思是：生病了。怎么样，这个说法很含蓄、很典雅吧？当你再想装病偷懒好躲在家里睡大觉、打游戏的时候，就可以向老板请假说：“我有采薪之忧，今天不能上班了。”
“采薪之忧”还有个近似的说法叫“负薪之忧”——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个“士”，国君让你去参加射箭大赛，这本是个在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可你偏偏是二把刀上不了台面，那，露脸不就变成丢脸了么？这可怎么办呢？按照《礼记》的说法，你应该给自己请个病假，说自己有“负薪之忧”。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大家心照不宣。
第三个小问题：孟子是装病，齐王可是真病。齐王的病是“有寒疾，不可以风”。你能从这句话推断出齐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不是我无聊，是古代读书人真有狗仔队的精神，真有注《孟子》的专家考证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盖是太阳中风，寒水之经疾也。”——这句话恕不翻译了，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