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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可把匈奴打得够呛。这段历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却并非导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不大为大众熟知的原因至少和军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内部的体制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迅速发展起来的匈奴集团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用现代语言说，它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和古代的华夏社会比较，它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书里澄清过我们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误解），单于的地位并不相当于皇帝，而大体相当于周天子。读了这么久的《孟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周代社会的大致风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尝了一回。逐渐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势力开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终于进入了类似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
中国人最熟悉的匈奴单于恐怕就要算呼韩邪单于了，他娶的汉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人感叹王昭君出塞和亲实在是件丢人的事，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王昭君仅仅是汉元帝后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而以往的和亲可是要派出去汉朝公主的；还有，为什么和亲总是单向的呢，为什么汉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亲政策就是这样的，其结果比汉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已经是大分裂时代的匈奴，实力早已无法和冒顿时代的匈奴相提并论——在冒顿时代，匈奴和汉朝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国家，而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却已经在实质上降为了汉朝的外藩。
呼韩邪原本并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匈奴比作东周的战国社会，那么，呼韩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齐国或者秦国的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君。匈奴的战国诸侯们打来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单于：一个是呼韩邪单于，另一个是郅支单于。呼韩邪打不过郅支，被郅支赶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汉朝的地盘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韩邪把一众贵族们招呼过来：“大家出出主意吧，咱们该怎么办？”
是投降郅支单于呢，还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过呢？很可能打不过。
是打不过也要打呢，还是找个靠山再打？
找汉朝当靠山好不好呢？
——焦点终于集中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在呼韩邪的班底里，就这个问题其实前些年就讨论过，问题是，不是冒顿单于的时代了，要想和汉朝作兄弟邻邦，可人家汉朝现在腰杆硬了，已经不会答应了，要想亲汉，就只能答应汉朝的条件，作他们的外臣属国。贵族们老大的不情愿：这可不行，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咱们曾经在大草原扬威立万，西域各国都是咱们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们这个作大哥的突然跑去给汉朝作小弟了，还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呼韩邪正组织大家讨论呢，听这个说的也有理，听那个说的也有理，就在这时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汉朝现在正是强盛的时候，而我们匈奴却早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为今之计，投靠汉朝才能活，不投靠汉朝就活不了，这道理都在明面儿上摆着呢！”
呼韩邪闻听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当秦桧啊！”
一众贵族忙问：“那您——”
呼韩邪叹了口气：“那我——那我就当宋高宗吧。”
于是，呼韩邪单于下定决心，朝觐汉朝皇帝，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并向汉朝纳贡。
汉朝赢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虽然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匈奴的赏赐远远超出匈奴的纳贡所值，甚至后来还引起一些官员对财政负担的担忧，但在政治问题面前，经济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与一个对等国家的交往中赢得如此空前的胜利，这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以这个信史中的实例（而不是商汤王、周文王时代那些不太可靠的历史传说）来反观孟子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以所谓“王道”服人，单靠一个“德”字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还不能缺了“利”，更要赶上合适的大形势，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这样，也要耗上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真是一件无比复杂、无比庞大的超级工程啊。汉武帝对南方领土的扩充也是合适的例子，不过这还是留待以后再讲吧。
在孔孟的时代，人和事或许比后来要单纯许多，不止孟子一个人像这样把“德”与“力”搞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这也许是周代的风气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当年带着八国联军（八个诸侯国的同盟军）向楚国问罪，楚国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八国联军排开阵势，一边指点，一边牛气冲天地对屈完说：“用这么强的军队去打仗，有什么仗会打不赢！又有什么城会攻不下！”
屈完没被吓着，冷静地回答说：“您要是以仁德对待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们楚国会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军队虽然强大，我看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常有这样的辞令，但战国就少很多了。孟子的这一“德”、“力”之辩虽然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却也毕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个层面，对世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天作孽，人作孽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说：“搞仁政就能获得荣誉，不搞仁政就会挨骂。现在有些人呀，不喜欢被人骂，却尽做那些不仁的事，这就好比不喜欢住在返潮的房子里却偏待在长满青苔的地下室。执政者要是不想找骂，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让道德高尚的人身居高位，把差使派给那些有办事能力的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趁着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把政法工作调理调理。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了，别的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一定会敬畏它的。”
孟子把话说到一半，该引经据典了。孟子引的是《诗经》中的一段：“诗曰：‘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孔子曾经给这首诗以高度的评价，他老人家说：‘这首诗的作者一定是个通晓大道理的人，像诗里说的这样把国家治理好，的确谁也欺负不了他。’”
孟子接着说：“正着说完了再反着说说。如果国家太平安定，而执政者却松懈了、忙着个人享乐了，这就是仰起脸来找抽呢。祸与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找的。《诗经》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听听，说得多好啊！”
先得解释解释孟子引的第一段《诗经》的话。“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又为什么会给这首诗以高度评价呢？
——最扎实的读书方法是：凡是遇到引文，就一定要去查找原文，把原文的上下文看全了、再把背景资料看全了再说。有个老哥坐火车，看见车窗外边的一堵墙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坦白从宽是犯罪”，这老哥当时就惊呆了，等火车又往前开了一些，这才看到这堵墙从“罪”字那里拐过弯去，那边墙上接着写着：“分子的惟一出路”。
《诗经》里的这几句，我们也得拐过弯去，把内容看全了才行。
为什么趁着没下雨就要剥树皮呢？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鸱枭》，鸱枭是一种鸟，用现代话说就是猫头鹰。这段诗是说这个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好的时候搞点儿树皮，把自己的小窝弄牢靠了。
——如果单是这些，还不足以担得起孔圣人的高度评价。这诗是有影射的。写诗的人是邠国人，看着自己的国君整天胡作非为、不干正事，越看心里越气。有心打他——可人家是国君，势力太大，要动手的话肯定自己吃亏；有心骂他——哎呀，这好像也要担不小的风险。打也不是，骂也不是，那可怎么办呢？写诗吧！
诗曰：
国君你是王八蛋，
正经事情全不干。
我想对你说一声——
滚蛋！
——不行，这诗写得太直白了，既然是诗，就要有含蓄之美。这一含蓄，就写成了现在这样：不写人了，写猫头鹰，也不骂了，改夸，夸这个猫头鹰：说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没下雨的时候赶紧出去，从桑树根上叼些树皮回来把自己的巢整舒服了。
有人还觉得奇怪：这也太含蓄了吧？就算猫头鹰真的聪明，那又说明什么呢？
其实呢，夸猫头鹰就是在骂领导，这就是在对邠国的国君说：“你看看你为国家做的工作，连猫头鹰都不如！”
所以孔子才有高度评价。不错，要能像猫头鹰这样居安思危，就等于明白了治国的大道理。
——我们再追问一句：这诗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么？
呵呵，也不一定，它写得实在太含蓄了，所以张三也许这么理解，李四又会那么理解，我上面所说的，其实也无非就是各解之中的一种罢了。
孟子讲的这一小段里，一共三处引文，都让人费些思量。第二处引文也是出自《诗经》，叫做“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在上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是因为这两句——尤其是后面“自求多福”这半句，早已经是一句深入人心的名言了。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朋友大半夜的来找你诉委屈，说自己最近狂追一个美女，今天突然发现此女原来是顶头上司的小蜜，哎呀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可以安慰他一句：“你就自求多福吧！”
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永远配合上天的安排，福泽要靠自己的努力。
孟子的第三处引文现在也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出处是《尚书？太甲》。“太甲”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个人名，这位太甲是商代的一位国王，他在后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一般的国王如果知名度高，要么就因为他是个圣君，比如孟子常爱说的周文王、周武王什么的；要么就是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