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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生动的，只有朋友、敌人、猎物以及起着中介作用的森林精灵，这森林精灵所起的作用，跟科学理解上的生态学相同。
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特定形式，不是遗传性的，并不存在什么基因决定人们是采用平台酷刑，还是采用支柱酷刑，是猎取人头，还是嗜食同类；是决斗，还是灭绝种族。然而，在确定攻击行为的文化组织方面却有一定的先天因素，所谓先天因素，就是能将有意识的行为与基因遗传的原始生物过程区分开来，文化赋于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并促使部落全体成员都照此执行。
攻击行为的文化演变似乎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制约：（1）学习集体攻击形式的遗传倾向。（2）社会发现自我的环境所强加的各种必要性，（3）群体历史，它使群体可能否定一种文化形式而采取另一种文化形式，如果按照发展生物学的更为普遍的比喻，经历着文化演变的社会，可以说正沿着一片漫长的、不断延伸的斜坡下移，各种有组织的攻击行为形式就象一道道深沟遍布斜坡，文化不进入这条沟，就会进入那条沟，完全回避是不可能的，沟的形成取决于学习攻占性反应的先天倾向和居住区物质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物质特性有利于某些特定的反应形式，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受其前文化特性所影响的。
这样看来，蒙都鲁库人数量的发展显然受到缺少高质量蛋白质的限制。因此，他们不断完善猎头技术以减少狩猎区域内的竞争，委内瑞拉南部和巴西北部的雅诺玛摩人的情况更好相反，他们正处于暂时的人口发展高峰和区域扩张的高峰时期。雅诺玛摩人的发展限制因素不是食物，而是女性的可得性，动物社会生物学有一条已部分得到验证的原理是：当物质丰富，又无凶猛天敌时，雌性就易于成为限制动物增长的密度因素。正如N·查格农指出，雅诺玛摩人进行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为在争夺女性中死去的人们复仇。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也不是偏见。雅诺玛摩人一直被称之为“凶残的人”，这并不冤枉，查格农曾经研究过的一个村庄在19个月内曾被邻近村庄袭击了25次，雅诺玛摩男人中有1／4死在战场上，但活下来的男人在繁殖后代方面都却相当出色，某一村群的创始人有8个妻子，生了45个孩子，他的孩子们生殖能力也不逊色，整个村群中大约有75％的村民都是他的后代。
很明显，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如采用伏击还是采用公开的进攻，用石斧还是用竹矛等，都要受到手边的材料和某些易于沿用的习惯的很大影响，按照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绝妙说法，文化是不择手段的，攻击性文化的产生过程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如果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攻击性文化的演变，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考虑攻击性的决定因素：（1）最基本的先天生物因素；（2）现时环境的要求；（3）对文化演变有一定作用的偶然因素。
尽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性促成了人类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演变，同时在人类历史初期的许多社会中起着指导作用，但攻击行为演变的最终结果是由日益为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确定的，战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了生物倾向的扩张。原始人把世界分为朋友和敌人，对于外来的，那怕是非常弱小的威胁，他们都会产生迅速而强烈的情绪反应。随着酋长和国家的兴起，这种倾向固定化了。某些新兴的社会把战争当做执行政策的工具。悲剧在于，战争工具用得最熟练的社会也就是最成功的社会，战争的演变是一种自动催化反应，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因为，任何人如果一厢情愿地企固扭转演变的进程，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里是一个新的自然选择方式在起作用，昆西·赖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写道：
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和平的采集－狩猎民族被驱赶到偏远地区，逐渐地消亡或者同化。他们只能带着某种莫名的满足感，观望着那些曾经非常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自己的民族发展壮大，最后反过来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人类学家，K·奥特拜因对46种文化中影响好战行为的各种变量进行过定量分析，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包括了从相对低级的蒂维人、几瓦诺人到现代社会的埃及人、阿兹台克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其主要结论不出人们所料，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和权力日益集中，会产生出一些十分复杂的军事机构和非常高级的战争技术，社会的军事技术越先进，越复杂，就越有可能扩张其领土，取代同自己竞争的文化。
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今天这个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距用原子弹自我毁灭只有一步之遥的境地，然而，每当局势发展到最后关头，如在古巴、中东等事件中，各当事国领袖们还是有能力扭转局势。用A·埃班关于1967年阿以战争的名言来说就是：理智是人们的最后武器。
不仅如此，甚至整个战争的演变都是可以逆转的，即使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也是如此，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新西兰毛利人是当时世界上攻击性最强的民族之一。毛利人大约有40来个部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袭击，血腥杀戳。各部落都详细记录了侵辱、仇视和报复事件。毛利人把捍卫个人尊严和勇气推崇为最佳品质，把以武力取得胜利视为最高成就。研究原始社会战争的专家安德鲁·维达认为，促使毛利人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竞争，复仇使争夺土地的战争公开化，进而发展为领土征服，毛利人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组成同盟，领土扩张界限分明，以侵占最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的领土为准则，1837手，尼加秘希人分为互相冲突的两派。当荷基杨卡武士前来助战时，他们无法决定到底站在哪一方，因为从血缘上讲，交战的双方与荷基杨卡人关系相同。这一类领土战争的主要结果是能稳定人口，当某些群体人口增加而变得拥挤时，他们便通过取代或压缩其他敌对群体的办法进行扩张，毛利人的总人口一直保持在一定的密度水平，但其内部各群体、各部落的人口却始终变化不定。这种现象与肯尼业狮群的情况相类似，领土行为起着控制生态的作用。
欧洲火药武器的引入最终打破并扭转了毛利人这种可怕的平衡，可以理解，当毛利人最初从英国殖民主义者那儿看到滑膛枪时，他们完全被迷住了。
1815年，一个族行者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记载：
我端起猎枪，瞄准邻近树上的一只鸟开了火，碰巧打中了。殊不知，这竟使全村男女和小孩极为迷惑不解。这些人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大声喧嚷，其吼声震耳欲聋。这充分表明，用猎枪打死鸟这件事显然使毛利人万分惊奇，我把打死的鸟递给他们。他们察看得非常仔细。这时，我又向同一树上的另一只鸟开枪，又打中了，这再次使他们惊奇不已，其惊叹声更响。
没隔几年，毛利人头领们都有了自己的滑膛枪，并且在邻居部族头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有一个名叫洪杰·希基的尼加秘希头人从英国商人手中买到了300条枪，开始了征服别人的事业，希基在1828年去世前，他与同伙们进行了无数次征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尽管他们的直接动机是为过去的败绩复仇，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扩大尼加秘希人权力和领土的意图，结果，其他部族为了在不断升级的敌对行为中重新获得自己的均势，也加快了武装自己的步伐。
武器竞赛很快变成了自我局限，胜利者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得到更多的枪支，毛利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生产能与欧洲商人交换武器的亚麻布和其他产品，而为了生产更多的亚麻布，很多人不得不迁居到潮湿的低洼地，给果大量的移民死于疾病。在大约25年的滑膛枪战争中，整整有1／4的毛利人死于与冲突有关的各种原因，到1830年，尼加秘希人开始怀疑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复仇的必要性与价值。很快，旧的价值观被打破了，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全部毛利人迅速转向基督教，部落战争也完全停止了。
总而言之，人类攻击性既不能解释为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解释为兽性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在面对外来威胁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本能，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仇恨反击外来威胁，进而战胜威胁，确保自己的安全，人的大脑看来确有以下功能：能将人分为朋友和异己，就象鸟类能学会识别领土鸣调，会参照北极星方位飞行一样，人一般对于陌生人的行为都心怀疑惧，都愿意以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上述学习法则很可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它们给遵从这些法则的人们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
暴力攻击行为的学习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过时了，人已经不再是用长矛、刀箭和石斧解决争端的原始人了，但是，承认这些学习法则的过时并不等于消除它们，我们只能绕过它们，为了限制它们的作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采取心理发展中困难而稀有的途径，以控制和减少人类学习暴力的倾向。
据说雅诺玛摩人中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厌倦战争，我们并不想再杀人，但是，别人都常常狡诈，我们不能信任他们。”显而易见，人都会这样想的，如果把和平作为目标，那么学者和政治领袖们就应当明白，深入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并公开地把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当做政治学和日常交际学的一部分内容，是颇有益处的，人类应当加强、促进政治和文化联系，这样能打破人原有的单一忠诚感，使和平有一个持久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科学家、伟大的作家，实业界的成功者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在无意识地多多少少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人们进一步加强联系，未来的人们就会更难于把其他民族看做是与自己在种族、语言、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然而却完全分离的各个群体，毫无疑问，还存在着其他方法，使我们能从人类的利益出发，适当地约束人类所具有的攻击性。
（钱进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六章 性
性属于人类生物学的中心问题，变幻莫测的性渗透了我们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本质上说，性的功能并不主要是生殖，这一事实导致了性这个问题的复杂与含混，进化过程为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比交配和受精远为简单有效的方法，细菌干脆一分为二（常常20分钟就分裂一次），真菌排出大量孢子，水螅直接从躯干长出后代，海绵动物的每一块碎片都能发育成完整的个体，如果增殖是性的唯一目的，哺乳动物祖先的进化就不必需要性的参与，人类成员都可能用无性方式生殖，从中性的子宫表皮细胞产生后代，至少一个受精卵可能分裂成同卵双胞胎，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中，我们就遇到了快速的细菌式无性繁殖方式。
性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给予和获取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