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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行为之间这种明显的关联，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广为有效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对已发现的化石的一系列连锁的重组复原，在时间上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追溯和推测，以及与别的目前存在的灵长类的比较，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我在自己更早的一本书《社会生物学》中提到过的自动催化模式。这个术语源于化学，意思是：一种过程，随着由它创造的产物的数量的增加，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程越往后发展，速度越快。根据这一概念，最早的人或类人猿在以地面生活为主以后，就逐渐开始直立行走，他们的手解放出来了，能更方便地制造用具和工艺品。而随着工具的使用，人的智慧也发展起来。大脑的思维能力和使用工具的实践能力互相促进，整个以物质为基础的文化就随之前进了，这样，人类开始了双轨的进化过程：由自然选择决定的遗传进化发展了文化进化的能力，而文化又提高了那些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的人的遗传适应性。狩猎时的合作更完整严密，从而又刺激大脑的进化；大脑进化的结果又反过来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变得更为复杂和成熟，就这样，两者互为因果，反复循环。分享猎物和其他食物又促进了人的社会活动能力，丰富了他的经验。在现代的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分享食物的时候，也往往就是开会谈判或协商重大事务的时候，理查德·利曾这样描绘了昆桑人：
在这些人的聚居点，各种活动都伴随着一片嗡嗡的谈话声。人们无休止地议论着采集、打猎、天气、食物分配、送礼以及流言蜚语。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两个甚至三个人同时说话，使听者可以选择。即使是发生在最愉快的聚居处的谈话，也多半类似吵架。人们为许多问题争个不停：食物的分配、违反部落规定、没有及时还人情送礼……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带有训诫性。他们当中最常出现的责难是骄傲、自大、懒惰、自私。
上述社会交往所产生的自然选择，又受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强化，这种社会行为是由女性几乎持续性的性接受能力引起的，在一个群体中，由于有高度的合作，性选择的标准自然联系着狩猎的勇猛和技巧、组织能力、制造工具武器的才干，以及别的有助于增强家庭和男人队伍的气质，同时，男子的攻击性必须有所抑制，物种进化史上那种当然首领的古代形式，必须让位于靠精通各种技艺而取得威望的方式，年轻男性会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和暴力举动，遵守集体的章法，等着轮到自己当头领，这才是明智的，古代社会中任首领的男性往往精于各种本领，能够满足众人多方面的需要，罗宾·福克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举止有度，头脑聪明，善于合作，很受妇女爱慕，对孩子慈爱，给人轻松，坚毅、雄辨、老练的感觉，知识丰富，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和狩猪的智勇。”由于越来越复杂和高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越来越多的遗传优势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即使不外加环境的选择压力，社会的进化也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某一环，也许是从更原始的已绝种的人猿过渡到最早的真人的时期，上面谈过的那种自动催化作用把进化着的人引向了新的能力范围，那时候，人类祖先有能力把非洲旷野上四处活跃着的大象等食草动物，作为自己猎取的对象，很有可能这种行动开始于人学会了把野山猫、鬣狗和其他食肉动物赶走而夺取它们的猎物之时，很快，人人成了第一流的猎手，并且还得保卫自己的猎物不被别的肉食猛兽夺走。
由于部落的男性需要密切的社会结合，离开定居处去猎取大型动物，女子就在家看孩子，到附近地方采集植物性食物，这样一来，对小孩的护理也改进了，在一定程度上，男子和女子之间的性关系也带上了爱情的因素。这种基本的分工很容易产生了人类性行为和家庭生活的许多特殊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对自动催化作用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补进了进化史诗，仅仅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有这些插曲。
自动催化反应绝不会无止境地扩张下去，生物进化过程本身通常在一定时期后缓馒下来，最终会停止。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这真是个奇迹。大脑容量的增加、石器的改进，说明在最近两三百万年里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没有停滞和中断过，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大脑的进化也许是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也许是一系列高峰期和平稳期的交替。在人的生命发展史中，还没有哪种器官比大脑发展更快。当古代的类人猿最后变成真人时，人的大脑的体积开始以每10万年1立方英寸（约一汤匙）的速度增长，这种速度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约在现代人类出现时，逐渐慢了下来。人的生理的发展被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进化所取代。大约7万5千年前，随着尼安德特人的旧石器文化的出现，文化加速发展，从而，大约4万年前，在欧洲产生了克罗马隆人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约1万年前，人们发明了农耕并普及农业，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原始的狩猎－采集群体让道于部落、酋长制和国家的迅速发展。最后，到公元1400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再一次飞跃，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加剧了世界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在这朝着宇宙时代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大脑的能力上，或在人的特殊社会行为的倾向性上，有过停止进化的时候。群体遗传学理论和对别的生命体的实验都说明。至多经过100代生物的进化，就会产生质变，对人类而言，100代人的时间只不过是回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罢了。经过两千代人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真正的人侵入欧洲以后，就足以创造出新的人种，形成重要的新的解剖结构和行为方式，虽然我们不清楚大脑的进化发展实际上达到何种程度，现在却不能认为，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人的遗传资本上，而这个遗传资本是在漫长的冰河时期积累起来的。
不过，这笔遗传资本毕竟还是极为可观的，注们似乎有理由猜测，从四万年前的狩猎－采集生活到首次出现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城市国家的文明这期间的大部分发展变化，以及从幼拉底河文明到欧罗巴文明的所有变化，是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的结果。因而，重要的问题是，狩猎－采集生活的遗传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文化进化过程。
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很关键的。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无论哪儿，文明的涌现和发展都遵守一个明确的顺序。随着社会从很小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发展扩大，不断会有许多特征有条不紊地显示出来，从而，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一个群体变成了部落时，出现了真正的男性首领，他们拥有领导权；与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并订了盟约，标志季节变换的特有仪式变得普及起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部落领导权的各种属性：地位的正式确定要根据与各家族的成员关系，领导权通过世袭得到巩固，更细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名流控制的对财富的再分配，随着首领制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这些基本特征就更为突出。少数名流的世袭地位是由宗教信仰维护的，手艺的专业化更为社会普通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奠定了基础，宗教和法律形成制度，军队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农业灌溉系统得到完善，由此，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城邦国家鼎盛时期，连建筑物也是纪念碑式的，统治阶级被吹嘘成特殊人种。国家奉行的神圣礼仪成为宗教的主要内容。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极其相似。这不能解释成巧合，也不能说成是偶然机会或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诚然，在人种学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着文化的许多细节上的明显差异，其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考虑人类社会进化的双轨理论时，需要最密切关注的，是文化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特征的平行一致性。
在我看来，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即现存的社会结构极端庞大，过度扩张，正如幼象的乳牙长成长长的獠牙和雄性大角鹿的头盖骨长出大得令人吃惊的鹿角，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从相对简单地适应环境变为以后较高级社会中极度复杂甚至怪异的形式，但是，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最终结果，始终受制于遗传影响下的行为倾向，正是这类行为倾向构成了前文化人类较早的和较简单的适应性。
社会结构的臃肿症有时一开始就能看到。初期臃肿症的一大例证，是各种原始型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并不把性角色强加给孩子们，成人象放纵男孩那样放纵女孩的行为，但是，人类学家帕特里夏·德雷珀在对昆桑儿童发展进行专门研究时。仍然发现了不大的平均差异，女孩子一开始就更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更少加入成人的工作行列。游戏时，男孩更多地模仿成年男子，女孩们则模仿妇女。随着孩于们的成长，这些区别不知不觉变成人的更大的男女差异，妇女们收集野粟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并取水，一般多在聚居区附近几里以内，而男子们走很远去追捕猎物，不过，昆族的社会生活松弛而不紧张，男女平等，人们协力完成任务，男人有时也采野果或修建草棚（这本来是妇女的事），不一定非要家里人作帮手不可，而妇女也会偶尔外出猎取小动物，男女两者的工作都各式各样，一致受人看重，据德雷珀尔看来，昆族妇女对她们采集到的食物自己有决定权，她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普遍表现出“快活与自信”。
在少数地区，原始群体按村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