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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此行到中国，拉贝一待就是20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这一次回国是为了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这次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西门子驻中国新定首都南京的办事处负责人。在这之后他再次看到德国是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召他回国，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从1927年起成为中国首都，1937年时，约有130万人口。西门子洋行在那里设置了电话系统，为发电厂安装了涡轮机，并为好几家医院提供了医疗设备，由西门子培训的中国专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拉贝每天都能从中国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门子订货的合同。
当时南京有一家德国饭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在那里开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劳特曼为首的德国大使馆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开始在南京忙于建馆。“远洋通讯社”从南京播发的是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报道，而与此同时上海则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就像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关系。
在南京实施统治的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他的意愿是要给这个被拥有私家军的各路军阀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统一和现代化。当时还有一个割据的延安地区，毛泽东经过闻名于世的长征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南京那时驻有大约30名～40名德国军事顾问，全是退役军官，有些人还带有家眷。蒋介石是从1927年开始把他们招聘到中国的，并和他们签有私人聘用合同。这些德国军事顾问的任务是把蒋介石的军队训练成精锐部队，既能和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抗衡，也能抵抗日本军队。
1934年和1935年期间，这些顾问的总负责人是退休大将汉斯·封·泽克特，他曾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陆军总司令。排在他后面的是亚历山大·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们开始着手训练几个精锐师，正是这几支部队在1937年的秋天长时间地抵抗了强大的日本军队。
南京的德国军官在一般情况下不大和外界交往，最高统帅蒋介石专门建造了一个住宅区供他们居住，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同德国军官俱乐部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签约几年，对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及其文化与历史很少感兴趣，他们更多地谈论的是个人的履历、调任、军务和他们的战争经历。他们在政治上观点不一，来自不同的阵营，因此有时会发生纷争，封·泽克特只好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名誉法庭。
在南京的外国商人，在中国常常一待就是好几年，对他们来讲回国返乡的道路是遥远而又漫长的。当时全中国只有一条航线，经营者是汉莎公司的子公司欧亚公司。当时中国和欧美之间没有直接的空中航班。要到德国，多半要先乘船从上海到热那亚，在那儿下船后转乘火车到德国，整个行程大约要4周～6周。如果走西伯利亚铁路大约只要10天～12天，尽管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乘船，这要比火车舒服得多。
1930年拉贝最后一次离开德国后，他的祖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是很难想象的。关于希特勒的掌权、罗姆叛乱和德国政治气候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全都只是通过报纸了解到的。他阅读的报纸有英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这是当时中国最像样最重要的英文报纸；他还订阅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报《远东新闻报》，这家报纸基本上只转载官方的德国新闻社或远洋通讯社播发的消息，因此在内容上紧跟帝国宣传部的精神。
《远东新闻报》对德国、德国元首和德国党的报道是一片赞扬。不过即使是《字林西报》，除了有时态度有些傲慢外，总体上讲对德国及德国的政策还算是友好的。德国本土来的报纸到了南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星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报纸也只是报喜不报忧，例如经常报道的有“民族的崛起”，“从凡尔赛屈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偿付战争赔款”，“1918年战败后，德国要求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等等。犹太人经常受到袭击，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云集在中国的各种民族、各种国籍的国际商业界对此并不明白。开始的时候德国报刊很少报道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进行的反犹运动，《字林西报》对这方面也从不报道，国际新闻界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是德国国内政策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外国不应对此指手划脚。
国际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德国的扩军；1938年后的忧虑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会不会导致战争。3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流亡上海，这个时候在中国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国犹太人遭迫害的具体情况，人们开始对实际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
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他们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些中国通的商人们对中国有说不尽的奇闻轶事，道不完的经验感受，言不了的亲身经历。他们能形象地说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如果回到对他们来讲已经变得十分陌生的家乡，他们反而会很难适应故土的生活。约翰·拉贝也是这样。
在南京的时候，他的一家人都十分好客。1936年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成归国，途经日本和中国，囊中羞涩，却又想什么都看看，什么都了解了解。在山东省我看望了一位出色的德国人克里克尔先生，他久居此地。当时这个地区被逃兵盗匪闹得鸡犬不宁，强盗们还抢劫了上海快车，这个事件后来被拍成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克里克尔在这里负责经营一家中国公司的矿山，他在这家大型企业里给工人们开办了许多社会性机构，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在德国都可以堪称模范的企业。他帮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约翰·拉贝，告诉我，我可以住在拉贝家，拉贝会向我介绍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11月底的一天，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乘坐的火车就到达了浦口火车站。我坐渡船过了扬子江，要了一辆人力车，经过南京市雄伟的城门，来到了拉贝的家。这是一座简陋的别墅，副楼是办公室。里面的人还都在睡觉。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到了早饭的时间，我按响了拉贝家的门铃。
约翰·拉贝和他的夫人立即让人为我摆上了一套餐具，并且在客人的房间里为我铺了一张床。他们留我在他家过了一个星期，比我原先计划的还要长。我们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晚上我们总是坐在客厅里，听拉贝讲述他在中国的岁月，关于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拉贝还介绍了中国许多奇特的国内政策和蒋介石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德国的军事顾问当然也是话题之一。他甚至还亲身经历了清朝末年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最后时光，德国保护区胶州湾和青岛市的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
约翰·拉贝介绍得非常详细具体，他还专门解释并强调说明了中国人身上那些我们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东西。他把日记里的幽默诗句和对中国佣人生活的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商业习惯念给我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所以晚上有很多时间聊天。
我向他介绍了美国的情况和我在满洲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听我说到日本人的卡车是如何在北京城和享有中国政府特许治外法权的公使馆区横冲直撞的时候，他顿时火冒三丈。
和在中国的其他德国人一样，他对希特勒亲近日本人也是忧虑满腹。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译注：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没有外交部参加的情况下主持并签署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希特勒要从中国撤走德国军事顾问的传闻，拉贝不以为然，因为这些顾问和中国政府签定的是私人合同。但是到了1938年，希特勒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里宾待洛甫对这些军事顾问和他们的家人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回国，“后果十分严重”，所谓后果就是没收财产和株连亲属。关于德国的局势我们谈论得很少。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触及这个话题。关于他是国社党党员，曾临时代替大使馆参赞劳膝施拉格尔担任过地方组织负责人一事他只字未提，他可能觉得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不值得一提。这个方面的情况我是在战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的。
拉贝一家对我十分关心，让我很感动。我在山东的时候换了一部分钱，但是南京没有一个地方肯收这种货币，因为这是华北的一个军阀自己发行的货币。据拉贝的说法，他找到了一家肯帮我把钱换成流通货币的银行。直到今天我都在怀疑，他是不是用自己的钱帮我把钱给换了下来。
拉贝夫妻俩开车带我去了明孝陵，这是中国14世纪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陵墓，我们还参观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宏伟陵墓和南京城的其他历史名胜。有的时候他们也让我独自到城里的各个地方走走。南京的有些城区看起来根本不像城市，在市中心有几个部委的大楼规模挺大，却并不好看，城市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场，有一个广场被南京的德国人称为波茨坦广场，还有一个被称为巴伐利亚广场。但是尽管如此，城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农田、河湖和荒草地，在这些地方看不见一栋房子。
紫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