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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还是想要的。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已提供给罗森博士使用，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一趟，看看这座堡垒。接着一个大问题就来了：搬不搬家？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聚集到了我身边，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走，但是我也不可能同时佐在两所房子里，这终究要看我目前拮据到什么程度。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
11月27日
天空有云，又一个航空天候。昨天我们一整天没有受到骚扰。今天我们从9时40分到9时45分有预备警报。此刻，我正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下午1时45分），警报又重新响起，不过只是第一次信号。
厨师曹（保林）还一直病着。给他开了药（碘卡扑拉尔），可是买不到了，因为药店全都迁走了。今天，事过5天以后，人们才想到告诉我这件事。我暂时从我自己少量的备用药品中拿了一些给他。另外，他一个人躺在一间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肯定是节约的缘故）。于是，我借给他一个煤油炉。问他为什么不添置一个煤炉，他回答说，卖白铁制品的商店都关门了，买不到烟囱。我觉得这不是实情。我知道，这个好人曹（保林）在其他职工那儿不太讨人喜欢，所以他们现在就不管他。这当然是不允许发生的！
罗森博士尽心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我是最让他操心的“孩子”。他担心（这是有理由的）我要留在这里，而不和他以及其余的德国人、英国人等乘怕和洋行的三桅帆船逃走。他塞给我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证明，凭着它我可以登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此船不久将被拖着逆流而上。就连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他也想方设法给我弄到了，以防万一，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凡是他用某种方式能做到的，他都做了！我们昨天下午谈了心里话，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祖父（译注：经与罗森档案资料核对，此处应为罗森的外曾祖父。）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100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可是他也许永远当大使馆秘书——他祖母是犹太人，这断送了他的前程。一个不幸的人！
下午6时在北平路69号开会。唐将军到会致辞。他提醒说，在保卫战即将来临之际，他的部队里可能会出现混乱。只要是在他的权限以内，他将向所有外籍人士提供保护。城门将被关闭，但是我们外国人有机会通过城门，直到最后时刻。
罗森博士、普里多·布龙（英国领事）和艾奇逊（美国大使馆秘书）今天下午要去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他们要了解关于城市防卫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由于我们国际委员会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所以今天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帮助于11月22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书，谨此再次恳请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安置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成千上万名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特此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约翰 H．D．拉贝
主席
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是否起了作用，我当然无法确定。不过我认为，电报现在应当到达柏林了。
下午3时，我们决定明天召开国际委员会会议。即使我们得不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我们也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是说，至少得制定安全措施。
我贪婪地把一些过期的上海报纸看完以后，最新的一批现在送到了。即便是最新最新的一期能到，我也不会感到惊奇。邮局本领真大！全是11月15日～19日的消息。下面是几个标题：
《九国会议商讨给日本的新声明（今日表决）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日本人希望与韩复榘缔结特别和约》，《松井将军向雅坎诺难民区捐款1万日元》，《日本军队向昆山挺进》，《南京政府撤离》，《保卫南京》，《德国妇女儿童在南京登船》，《可以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
11月28日
罗森博士把昨天与最高统帅谈话的下述结果告诉了我。对“未来的防御战是只限制在城外，还是在城内也继续进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对两种情况都有准备。对下一个问题即“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来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卫成司令长官唐将军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换言之，没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没有人为千百万市民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多么“美好”的前景！！
上帝啊，但愿希特勒愿意帮忙！如果这座城市真的遭到炮击，那么它所遭受的不幸将无法想象。
从罗森博士那儿我还听说，大使在汉口曾经打听是谁给元首发了电报。现在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已经收到了罗森博士的信，信中述说了详情以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内容。收音机里今天中午只宇未提关于中立区的事。
施佩林接我去参加下午3时在斯迈思博士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上正式任命菲奇先生为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为中方共事总干事。我们认为，在得到日本当局消息以前，我们不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米尔斯牧师建议我们尽快做一次尝试，即提请中国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和唐将军）注意，从军事角度看，固守南京是荒唐的，能否考虑和平让出这座城市，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杭立武博士反驳说，现在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我们要耐心等待，直到得到日本当局同意建立中立区的肯定答复。我们下午4时30分散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一切还是未知数。
下午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邮政专员李奇通知说，邮局将正式关闭，只有几个邮票销售处和一个小邮局仍然开门。但是，还可以把信件投入信箱，有时会有人来取。李奇先生似乎有些紧张。他那迄今为止工作得相当出色的庞大班子跑得一个人都不剩。有人议论说，日本人到了离芜湖大约60公里的地方，3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这有点儿不对头，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不像施佩林那么乐观，他估计日本人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这里。会上，我们还收到了印着中国字的大纸条，让我们把它们贴到住房的大门上，以免中国兵痞骚扰。听说一位德国顾问在城里的房子今天被士兵们光顾了，不过事情得到了迅速解决。今天，我让人在宁海路5号我的新住宅钉上了有我名字的牌子，悬挂了德国国旗。然而，我以后只是名义上任在这座“宫殿”里。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第二个防空洞的建造工作不得不中断，因为坑里全是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20万①中国人住在南京。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这就是说，他要溜！）
① 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101。545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 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4月，国际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100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50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60余万。
11月29日
我今天发觉一个富人也有他的忧愁，虽然我只是以代理方式拥有我的财产，即我的新“宫殿”（张群部长的房子）。我曾很随便地让这家佣人为我带来的卐字旗弄一根旗杆来，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东西弄来了。可是，他拿给我看的旗杆账单上写着：35元！因为前几天我在我的院子里竖起了两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这些价格（战争时期的价格！）：一根旗杆3元，而我的佣人张（国珍）买的旗帜是每面2元。这个“宫廷仆人先生”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工资不菲的佣人一个月的工钱算进了旗杆里。我没有狠狠地斥责他。但是韩先生认为，这在富人家里司空见惯，富人就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儿”。抱着这样观点的这些男孩子想要赢得战争——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来电话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下台了，任命了一个新人接替他的位置。斯迈思博士就此报告说，这个新人或许会留在这里，就是说，不会带着他的警察部队逃跑。这回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下午4时召开了委员会会议。我们必须有所进展，无论以什么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
昨天，我们享有一整天的安宁。今天下午1时～2时，预备警报干扰了我收听电台节目。罗森博士打来电话说，他12时40分已经收听了上海台，刚好听到：根据东京一则报道，日本人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我们关于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不久前，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了会议。会上，唐将军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要坚决保卫南京。这次报告使日本人顿生疑心。我觉得，德国方面也许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已经进行了干预，而类似唐将军这样的讲话必定对我们有害而无利。然而也不能因为唐先生的观点而指责他，他本是一位将军，以这种身份讲起话来，自然有点儿火药味。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做法的确不妥，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有效防御。我们这里位于扬子江的夹角地区，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间的时候，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人我手中，上面写着巴尔杜尔·封·席拉赫的一首诗：
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是民众的英雄，
而且他为人正直、朴实而坚定；
我们世界的根须静卧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轻抚着群星，
而他始终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德国人或外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