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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楠：板垣对你的顾问们的态度怎样？
溥仪：顾问们告诉我，板垣的态度是非常严厉与强迫的。
季楠：你听说主张推出“满洲国”元首的是谁？
溥仪：我听说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季楠：当时你的顾问都有哪些人？
溥仪：郑孝胥、万绳栻，罗振玉和郑垂四个人。
季楠：这四个人中间有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什么官职？
溥仪：没有，他们从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任何职务。
季楠：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是拒绝还是答应呢？
溥仪：（表情显得十分诧异，双手一摊，随即用手扶了扶他的近视镜，环视了一下高高在上的十一位各国的法官，嘴角露出一点笑意，似乎要嘲笑这些法官们的幼稚）什么？要我拒绝日本人的要求，这可能吗？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用手点了点桌子）请你不要激动，你没有能力抵抗应该是属实的，但关键是你是否有抵抗的意志呢？
溥仪：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为我已处在旅顺也就完全被日本人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人，日本人的作为你们能不知道吗？他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己，我屈服了。
季楠：拒绝出任满洲元首便有生命危险，这个话你是直接听到的吗！
溥仪：是的！板垣和我的顾问都对我说过，而且我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危险。
季楠：你有执掌庞大国家的政治经验吗？
溥仪：没有，我幼时便把政权让出去了，所以毫无政治经验。
季楠：根据你所言，你到东北完全是被胁迫的了？
溥仪：是的，完全是日本人胁迫的，特别是被板垣征四郎。
季楠：板垣征四郎。（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你所说的那个板垣征四郎，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地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此时此刻的板垣，再也看不到当年跃马横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参谋长的形象了。他坐在被告席上，听到提到自己的名字，立即呈现出惊恐不安的情状，不断用其颤抖之指，触弄他的耳机下面的电线。当溥仪说他运用威胁恫吓手段，逼迫他们到东北做傀儡时，板垣的面部因憎恨惧怕而变得铁青，嘴角向下，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仅用眼角瞟了瞟在场的听众，然后假装未看见，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一定的揭露，但由于他为了摆脱自己，也把一些事实回避了。他没有敢如实地承认他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到东北来的，日本人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点才胁迫他的。
溥仪从法庭回到住处后，思前想后，这次出庭有什么教训呢？他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透，憋在自己胸中十几年的怨气还没有完全出来，还应该多说，深说。“唉，自己真是大老实了。”他不断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溥仪的这次出庭和上次相同的是，无论是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甚至走廊上，整个法庭坐无虚席；和上次不同的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溥仪神气活现，回答问题伶牙俐齿，口惹悬河，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有时挥动手臂，做着手势，有时甚至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法庭观众所注目。
3
季楠检察长紧接着上次的提问进一步提问。
季楠：证人上次反复强调的是你从天津到旅顺是日本人胁迫的，那么你从天津出发去旅顺时，除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人随从吗？
溥仪：有，而且不是一批，我从北京上火车时。有一批，大约有五、六人；火车在廊坊稍停时，又有一批，又有七、八个人，且他们都是日本军部派来的人，一色的黑衣打扮，始终堵在我所在车厢的两头，虎视耽耽。
季楠：你知道日本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宣传吗？
溥仪：发生九·一八事变，我是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的。日本方面宣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说是权益受到侵害，必须加以维护。关于“柳条湖事件”，他们也说是因为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满洲”的铁路权益而发生的，后来日本向华北进攻仍是如此说法。
季楠：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解放被压迫的“满洲”人民的，这是他们的目的吗？
溥仪：这完全是胡扯。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满洲是独立的国家，而看看它十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
季楠：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板垣，终于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
溥仪：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日本方面三番五次的威胁恫吓，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日本人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的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看！说的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法庭中有的人甚至当场就发表议论：“这个皇帝真能胡诌。”季楠检察长对此并无兴趣，他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
季楠：你在满洲国有没有负起作为国家元首的实际责任呢？
溥仪：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季楠：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
溥仪：（非常气愤地），有，简直可以说是不能枚举，我只列举这几条。
第一，我没有一点人事权，无论是我在一九三二年就任满洲国的执政，还是一九三四年就任满洲国的皇帝，各个国务大臣的人选及各部部长的人选，从来都不是我提出，而是由日本人提出，交给国务总理郑孝胥、张景惠，让我来副署。一九三五年，当日本人要抛弃郑孝胥，我打算让藏式毅接替，但日本方面早已物色好了与日本关东军关系极为密切的张景惠，根本不容我置疑。
第二，满洲国的政务我从无机会插手，也无权过问。我虽然是被迫就任了满洲国的执政，但我又想既然来到了我们祖先的发祥地，那我就要为东北人民服务，因此我把我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政楼”，可我“无政可勤”啊。我的办公楼虽然整天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他们不是来向我请安的，就是来向我讨赏的，还有不少来向我求字的，我又不是书法家啊！他们根本没有来向我汇报政务的，有时我问到某事办得怎么样了，他们总是回答：次长会议正在研究。后来我干脆就懒得过问了。
第三，我个人还毫无人身自由，有一次我在宫中闲得无聊至极，于是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未经日本人允许，就到大同公园游玩。日本人发现后，立即全城戒严，日本的宪兵，关东军大批出动，迅即把我从大同公园“请”回；并且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为由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顿。你们看，我这还是一个皇帝吗？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呀！
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的提问，主要是围绕证人溥仪前往日本是不是被迫，而溥仪的回答则完全证实溥仪之所以到东北，完全是被日本人的胁迫，绝非自愿的行动。他的证言虽然引起了一些当事人的极为不满，但溥仪对自己在法庭中能够如此慷慨陈词，觉得自己像是刚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吐出了心中的闷气，真感到痛快淋漓。
紧接而来的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溥仪进行的质问，又使溥仪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被告梅律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尼克少校就曾公开宣称：我们就要证明溥仪到“满洲”当皇帝，并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的自由的意志，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溥仪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布莱克尼律师带头冲锋陷阵，把溥仪在东京法庭的作证发展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唇枪舌战。
善于言辞的布莱克及律师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找板垣的事上，几乎把溥仪逼到了绝境。请看他们在法庭上的表演。
布莱克尼：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傅仪：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最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莱克尼：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溥仪：私人朋友而已，没什么身份。
布莱克尼：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的发言权呢？他的行为应该代表你的意愿吧！
溥仪：不，不能！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莱克尼：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溥仪：不记得了。即使是罗振玉说过，他也不能代表我。
（此时的溥仪表面上虽看来还是十分平静地回答律师的质问，但溥仪的内心已掀起了波涛。难道是郑孝胥、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了日本的手里？这些证据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当然，溥仪没能预料到的是，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他更为不利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即就是他自己的亲笔信！布莱克尼胸有成竹继续质问。）
布莱克尼：证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就任“满洲”执政的？
溥仪：在接受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以后，我考虑了新的手段。假如表面上不虚与委蛇，对日本人表示好意，便不被日本人信用。不为日本人信用，便不能训练亲兵，培养人材，以备将来收复失地。我是冒险这样干的。计划奏效时，我是爱国者；失败时，我便身败名裂。
布莱克尼：哈、哈！证人倒满富有正义感的！证人还记得在长春勤政殿接见英国记者伍德海的谈话吧？证人那时说到就任“满洲”执政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满洲，就政治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改善民国的恶政而来到了满洲。”这是事实吧？
（溥仪怎能不记得呢？那时正是溥仪感到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而且伍德海记者还是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亲自介绍与他相识的，溥仪在天津时就多次接见过他。溥仪的这些谈话早已被伍德海写进《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书中，而且伍德海还亲自赠送一本给溥仪。溥仪能够不认帐吗？）
溥仪：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即使说了如你所说的那些话，那也是伪装的。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装装样子，不对日本人作出种种欺骗，那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
布莱克尼：证人还记得在长春与李顿会面时的谈话吗？那时怎么不为“满洲”人民而对李顿讲实话呢？那可是拯救，“满洲”人民的大好时机呀！
溥仪：我已忘记我向李顿具体讲了些什么，不过，当时我所讲的全属不确，而且我每次讲话时板垣都在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也在场，那全是他们逼着我那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