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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 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想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 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
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重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身为首辅，很是坚持原则，封还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岂不知《礼》中所谓所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