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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被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为什么秦孝公死后，商鞅会被车裂灭族呢？为什么这个富国强民的功臣惨死，会落得“秦人不怜”的下场呢？历史的总结，从中可以窥见民心向背。
杀鸡取卵 急功近利
商鞅为推行自己的政治变法和霸道主张，极端急功近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年仅29岁。当时，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22岁，刚登基为王。
《史记》记载，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在三次接见中，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商鞅知道即使秦国暂时变法强大，后世也必然不复商周的文明成就，因为霸道必会葬送古代圣贤治国的正道教化。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而商鞅崇尚暴力威压。这纯粹是蒙蔽君心，诱惑和开启君王私心之贼举，非良臣所为。
严刑酷罚 高压立法
商鞅为人刻薄寡恩，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则一概予以残酷打击，决不手软。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为杀鸡儆猴，竟然小题大做，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被处以刖刑，一个被处以黥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
商鞅作为秦国变法的领军人物，将其品性品德以及治国理念的严重缺失，深深渗透并贯穿于他所制定的各种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执行情况，却是“网密而刑虐”。
背信弃义 唯利是图
出于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商鞅背信弃义，无所不用其极。
商鞅变法，奖励军功是核心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根据军功大小进行授予。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公子卬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就此被商鞅俘虏，扣为人质。公子卬率领的军队，全无防备，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凭靠着欺诈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并得到商于之地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被称为“商君”。
崇尚争战 滥兴凶兵
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主要内容：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
商鞅变法的主导倾向和终极目标，是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强权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高度推崇国家军事暴力，“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侵略杀伐的战争机器。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这昭示着商鞅变法的这个最终动机必将败坏他个人性命前途无疑。
败坏教化 扰民不已
后人曾以秦国“与戎狄同俗”，谓秦人有“虎狼之心”，来证明秦人本来就具有嗜杀的本性。但是，《左传》中记载的一个事实却与此相反：
《左传》记载：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
秦穆公一再以德报怨的历史故事，足以证明秦国早期曾有仁义治国古风。自商鞅变法以后，彻底毁灭了秦国仁德国政，秦国遂蜕变为“虎狼之国”。
商鞅推行的霸道，与被尊崇的圣王之道格格不入。为了排除干扰，于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妄图从根本上清剿和毁灭传统文化和清明政治。他开创的“燔诗书”高压政策，极端压制人民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也是毁灭和摧残。
商鞅变法虽然改变古法，制定秦律，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仅仰仗权归所定的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权力。人民守法，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贪欲，因“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连坐制度，更是开创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和谐共处、宽容忍让，而变得开始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互相揭发，极大破坏淳朴善正的民风民俗。人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丰实，也无法安居乐业，惶惶不可终日。
圣贤之察 商鞅必亡
今天，人们仍然立足于智能的评价，把商鞅看作历史上了不起的改革家。古人尊道贵德，敬重祖制和法度，“不敢为天下先”，不敢滥开人法坏道法的改制先河。古代圣贤运用圣王之道，进行圣人之治而治国化民，故弃霸道而不用。霸道之害，如饮鸩止渴，运之愈急愈重，败亡愈疾愈速。严刑酷法和高压打榨，故为仁德之君所不齿。
商鞅秦国任宰相十年，权焰熏天，志得意满。与商鞅同时期的大臣赵良，早早就预见到商鞅将来的下场。赵良曾苦口婆心反复点化他：
“你靠巴结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飞黄腾达。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着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
“你利用法律手段来排斥异己，对政敌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这不是执法，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
“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地欺凌他们。《诗经》说：‘老鼠都举止得体，这人却蛮横无礼，既然蛮横无礼，何不赶快断气。’根据《诗经》来看，这不是平安长寿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这几桩事，不是得人心的举措。”
“你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门。书上写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灭亡。’你现在处境危险的就像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还想延年益寿吗？”
“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
“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利益，要垄断所谓教化，要积蓄百姓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可以坐等灭亡的来到了！”
可惜，位高权胜的商鞅根本听不进赵良的忠言，依旧我行我素，越发变本加厉。
杀人众 众人杀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即位，太子老师公子虔告发商鞅意欲谋反，秦惠王下令派人逮捕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人，就潜逃到边境，天黑了想在旅馆里住下。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
商鞅这才哀叹道：“天啊，苛法的害处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他不敢住店，连夜逃到魏国。然而，魏国因为他曾经背信弃义，又是秦国的通缉要犯，拒绝接纳他。商鞅逃回自己的封邑，纠集一帮人马进攻秦惠王。秦惠王调动大兵讨伐，将商鞅兵击破。商鞅又向东逃亡，路上被擒获杀死。秦王警告大臣：“不要像商鞅一样造反！”于是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将商鞅家族灭族。
赵良对商鞅的劝谏，可谓智者之语，一语中的。若能唤醒商鞅的及时反省和改变，或许也是秦国百姓的莫大福气。
人法余患 千年绵延
商鞅变法，貌似短期内成就了秦国的强大，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商鞅变法败坏了商周尚存的道德教化，视百姓如草芥，以苛刑为律法，为秦国的火速灭亡，埋下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