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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停栖在楚国大地，像黑色的沙鸥向日暮前的海岛云集。楚国的某种末日快来了。但是，扼守其暖水袋的北部袋口——“鄢城”的守军没有绝望。鄢城是个革命老城，楚昭王躲避吴王阖庐的破郢之祸，曾一度迁都这里，有所经营（埋过一些地雷）。白起查看了鄢城，看见这里右武当山、左大别山，汉水夹其间徘徊而过。秦军若攻破这里，就可以顺流（汉水）而下，尽占湖北之腹，得志于郢都了。 于是白起命令越壕攻打。
越壕，就是渡过护城河：秦军伐树制作壕桥——木板当桥面，下面装上车轮，快速推入城壕中，以便跨越护城河。以车轮成为支柱。如果壕较宽，还可用连接式的折叠桥。还有一个对秦军不适用的办法就是“填壕”：先运砂土，堵住护城河的河水之源，使之成为干壕，然后填壕而过。不过，楚国这里水网密布，干壕不现实。
守城的楚人也并不示弱，集中弓弩射击越壕的敌人，苦战恶斗。楚人鉴于鄢城的战略地位无比重要，也调遣大批主力集结至此，全力支撑，秦军屡攻不下。白起看看鄢城守备甚严（楚昭王时期埋的地雷也纷纷爆炸，使秦人每每直线上升，再分散落下），白起着急了，决定对鄢城使用“灌肠疗法”。他派人到一百里外勘察地形，找到汉水的支流“夷水”，借用山谷之势，筑坝将水势壅高，然后修了百里长渠，把水从山地引到鄢城，灌入城中，形势就像挂着输液瓶子给城输液。鄢城受不了了，好像猪嘴里被插入自来水管，一开龙头，肚子越注越大。水从城西灌入，汇聚城东。“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月光在晚上出来了，默默地为这些饮水过量的生灵哀悼了一番，它的倒影给人间的死水浸得发白。一些来路不明的鱼，不堪孤闷，坐在城市礁石的缝里，使劲地找家，找一条退出城的路去。
秦人终于以很不光彩的手段，攻陷了这个人口都已漂在地面以上的城市。很多秦军后来死后投胎，都当了卖注水肉的屠夫。飞鸟在城外高处，看着这个死气沉沉的，冒着水泡的城市。为了战争而大量牺牲人民，我们称之为“反人类罪行”，鄢城之役，楚人军民死亡数十万人。白起表情落落寡欢，这个“头小而锐”的尖头将军，用一锅煮熟了饺子（鄢城），给自己的肩上增加了一个“星”。
不过，白起所修的这个长渠，后人加以扩展，称为“白起渠”，串联起夷水及许多陂塘，到北魏时，已发展成为灌田三千顷（一个县的面积）的农业大灌区，至今仍可查见，地点在湖北省北部宜城地区。也算是变水患为水利了吧。
鄢城之役，是一场有战略意义的决战。楚军主力大为削弱，暖水袋的塞子也被拔了。白起一鼓作气，向南蹈袭二百公里，直逼郢都。一路上白起没有给养供应，全靠“掠于郊野，以足军食”自力更生：就是抢楚国人的粮食吃啊。经过一番史料失录的战斗，白起攻克郢都，天下震撼。接着，白起分兵三路，向西攻到夷陵（就是湖北宜昌，刘备火烧联营的地方。这里距离楚国早期旧都秭归甚近，历代楚王都埋在这里）。白起烧了楚先王陵墓，以及祭祀的宗庙（宗庙是先王们从陵墓里出来吃饭的食堂，也是富丽考究的），以瓦解楚人士气。另一路军向南攻击，进入湖南，在洞庭湖沿区略地，收克城邑。第三路军，向东攻到湖北潜江、云梦等地。
白起率秦兵数万，在两年内，攻克了楚都郢城周围两三百公里宽阔的地区，基本上占据了江汉平原的主体，湖北境大部地区。白起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了他所以能够如此得胜的原因：楚政治昏乱，导致“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人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许多楚的城邑都是没有抵抗而丢失的，所谓“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秦以斩首为功，每次大胜都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可是白起攻楚的战争中，除了鄢城淹死数十万军民以外，未见有斩首的记录。
白起因功被封为“武安君”，和从前的张仪、苏秦并号。武安君属于封君，在秦国的二十等级爵中，第十九、二十级就是封君，亦称侯，可以拥有“税邑”。秦国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理论上讲也不能封为列侯，即便秦始皇的儿子也是白身。而白起，起身行伍，祖上据说是秦穆公时代的常败将军白乙丙（蹇叔的儿子，参加过城濮之战踢球的）。白起从最低级的武官开始作起，终身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一生共歼灭六国军队约一百万，杀伤之多，冠于中外历史。白起可谓英豪起于贫寒。
秦国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重用布衣英豪，而山东诸侯，齐也好，楚也好，都重用王族亲贵，如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之流，当官全靠有个好爸爸，端着铁饭碗专政于朝。大家族子弟，其工作效率，又怎能媲美那些聘用来有职业危机感的职业官僚。六国的宗族分封制、大家族世袭垄断政府制，积弊太久，难以撼动。而秦人，立国比较晚（周平王东迁，东周初年建国），分封制传统不深，法家商鞅在改革的时候，又敢于运用革命暴力，彻底打碎大家族分封与政府垄断，把官僚机制市场化、人才化、布衣化、考核化（四化），任用布衣能人如张仪、甘茂、白起之徒。
而六国饱受儒家思想“亲亲上恩”桎梏，总是给王亲贵族们留面子，抱着一向亲情仁善的态度，重用世门大家族。魏国在改革后不久，就回到公族当政的老传统，赶跑了吴起这样的能人外来户。吴起到了楚国去变法，夭折了。楚国错过了新世纪的最后一班列车，沉沦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遏主而下虐民”的局面。世卿大家族垄断朝纲，用人不以贤而以亲，跟中原诸侯一样的毛病。楚王族亲贵封君者，甚至甚于中原，没有了职业官僚参与的份儿了。政治走入封闭昏暗。虽然富大，却兵力日弱。
众所周知，楚国即便在二十年前楚怀王战败沉沦，失去汉中、商於及中原部分据点以后，绝长续短，犹以五千里数，仍是东及江浙大海，西抵川东巫郡，庞然南中国雄长，带甲近百万，足以踊跃中原。只可惜楚人用陈旧的思想武装了他们的猪头。
楚国富大（楚人甚至用犀牛皮和鲨鱼皮制作战士衣甲，楚国人有钱。“犀甲”为皮甲之首，据说可用一百年），但是对于一头狮子来讲，富大是它的优势，对于一头猪来讲，富大就要了他的命了。披着犀牛皮的猪，仍然也是猪。而张仪曾经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脱去厚甲以趋敌，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右胳膊下夹着俘虏，左手提着敌人的人头，追杀自己的对手，眼中冒着狼一样攫取的贪光，吓得敌人跟兔子一样跑。”楚国人身上的犀牛皮，只是招引楚人来抢罢了。张仪说：“秦卒与诸侯战士相比，犹如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
秦人在战场上舍命鏖战，是秦国政治清明、军事管理技术高超的表象。同样是这班秦人，在春秋时代却是屡战屡败，无闻于诸侯，但经过变法后的调教，就成为列国士民夜半惊醒的原因。
相反，楚人在春秋时代彪悍凌厉，打得列国岌岌怠哉，一直是压着中原的门口踢球，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就以“楚人兵弱”著称，先败于吴王，后折辱于战国。纠其原因，是春秋时代的楚王，注意加强王权，抑制分封，早于列国推行郡县制，便于集中调控运用国家资源和战力。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当列国纷纷法家改革，走强化君权、抑制分封、抑制大家族世袭专政、引进非大家族人材的路子的时候，楚国却放弃了这一原本领先的历史走势，听凭王族亲贵势力膨胀，世袭大家族如“屈、昭、景”世代专朝，职业官僚人材无缝可入。楚国外有齐秦威逼，内有保守腐朽大家族封闭垄断政治，即便吴起也不能扭转之。于是疆土日削，被动挨揍，国步艰难。
看来，什么东西也不能独擅，大家族即便再好，长期独擅权力，也会造成政治封闭。龙虾放久了也会长蛆。政治不能是一个小团体长期独擅，必须不时调剂进新鲜血液。郡县职业官僚制，无疑比大家族分封世袭制，更符合这一原则。所以法家的改革，成就了秦人的壮大。
完璧归赵四
当白疯子提数万之众，纵横南楚之湖北省，无可阻拦，与此同时，公元前297年前后，秦国司马错、张若的西路水军，也联翩攻占了楚属川东地区的巫郡，以及湖南、贵州、四川交界的黔中地区。楚国基本上丧失了湖北、川东巫郡、黔中这些西壁江山，君臣向东逃窜，退保安徽、江浙以及中原东南部地区，在中原东南部的河南淮阳建立流亡政权。
淮阳，是老包拯陈州放粮的地方，也是从前陈国的都城，因为在河南省东南部，距离楚国近，长期当楚国的小尾巴，春秋末期干脆被楚惠王吞并了。楚顷襄王走避至此，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楚庄王的后代，以“庄”为姓的“庄辛”同志痛心疾首地指出了楚顷襄王滥授封君的错误，还提到了“亡羊补牢”一词，勉力他东山再举，只是他无力挥刀自攻，扭转封君太盛的局面。
我们说，战国时代列国的封君，不外乎是两种身份，一是国君的亲族（如孟尝君、平原君都是国君的侄子、弟弟之类），一是功臣能相。如果是后者作了封君，比如秦国的商鞅、张仪、白起之徒，倒也有利于国政，因为这些功臣往往有政治才干。秦国的封君中，就多是这种布衣功臣英豪。而山东六国就不同了，六国分封亲族的传统习性根深蒂固，列国掌权的封君如孟尝君、平原君者流，都是王族亲戚来的。而楚国的情况最严重，楚国封君中王族贵戚背景的人，其比例在列国中最高。这些人当官全靠有个好爸爸，往往目光短浅，肉食者鄙，安插大家族私党，独擅朝廷政治大权，以其大家族和私党垄断朝廷空缺，使得职业官僚贤人，没有进身之地。
更气人的是，楚顷襄王把自己的男宠也都封了君。“庄辛”同志曾指出：“楚顷襄王在郢都被攻破之前，还出行游玩，左州侯，右夏侯，后面跟着鄢陵君和寿陵君。这些人都吃着受封之粟，载着国库之金，和楚顷襄王驰骋游于云梦，专淫奢靡，不顾国政。早晚郢都必危矣。”楚顷襄王回答说：“先生老悖乎（脑子进水了吗）？请出国留学去吧。”把庄辛赶走了。
所谓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楚顷襄王的宠臣玩伴，分别封在湖北监利、武汉、河南鄢陵、安徽寿县，都是富裕的好地方。从名字上看，鄢陵君、寿陵君未来还要侍奉楚顷襄王于地下，给他当陪葬，所以有“安陵”（通假鄢陵）、“寿陵”的称法。这俩美男也怪不容易的，死后还当风流鬼。楚顷襄王以私情滥封——白起说——导致了“群臣相妒、良臣斥疏（比如早年放逐屈原），而谄谀之臣用事（比如跟车的这哥四个，这哥四个用事，能抵御得了白起的进攻吗。即便楚卒骁勇，用绵羊来领导他们，也完蛋了）。”
王族亲戚以及男宠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