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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 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 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 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 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 历代州域形势六 ＇ 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 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 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 ，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 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 ，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 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 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 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 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 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 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 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 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 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 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 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 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 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 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 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 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 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 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 ，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直隶二 ＇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 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 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 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 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 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 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 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 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 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 ”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 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直隶五 ＇ 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 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 直隶四 ＇ 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 、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 、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 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 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 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性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 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 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 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 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性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