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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冒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著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 晴
温度 零上2度至零下9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