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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为什么还不对北平发起攻击?一旦攻打,对保护古都有什么打算?”
主任回答:“我们随时都可以打下北平。但是为了保护古都,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万一非打不可,我党中央已严令部队保护文物古迹。”
不几日,设在城外的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特地派人来清华园访问营建系主任、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请他把北平的重要古建筑在地图上一一标出,以备万一和谈不成,在攻打中宁可多流血也不能损毁古都。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京城安然无恙,大军挥师南下和西进前,党中央又派人来找梁思成指点全国文物古建之处,梁思成教授立即组织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编出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大军沿途参考……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与共产党的革命,时隔三百余年,单从这一点上透视,即可见其天壤之别,而各自隐涵的命运结局,已是注定的了。
赵其昌掐灭烟火,来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惟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它陵宫则没有。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寻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赶忙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遂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永陵,因之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外罗城原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上面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定陵外罗城约为康熙43年之后渐被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墙遗址也埋在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
赵其昌扛起考古探铲,来到宝城墙下,自东向西仔细察看。7米多高的城墙,虽经三百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失它的壮丽与威严。
自古以来,建筑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古罗马巴勒登山丘上的凯旋门,无疑是奥古斯都伟业的象征。尼罗河畔那古老硕大的金字塔,则是法老权势和力量永恒与不朽的辉煌杰作。而欧斯曼大刀阔斧拓出的巴黎宏伟的协和广场和放射形道路,则更是为了炫耀拿破仑帝国的盖世雄风。面对这道古貌尚在,雄风犹存的朱红色城墙,似有一股巨大的震慑力直射而来,它同雄伟的故宫一样,显示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永恒的权威,人类在它面前倾刻变成渺小。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在身边找块石头坐下,点燃一支烟,阵阵烟雾从喉管喷出,在眼前弥漫开来。顺着飘渺的烟雾,望望远处的山峦和蓝蓝的天空,又把眼睛转向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就在这一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这是怎么回事?”赵其昌自问着,揉揉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乎乎的洞口,心脏加剧了跳动。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就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假若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撒腿向后跑去。
“发现了,发现了!”
“快来看,快来看!”
洪亮的声音沿着宝城回荡,又从宝城传向旷野。
两个伙伴闻声跑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洞口。
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即蹲下身:“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赵其昌踩上他们的肩头,三人组成一个“矗”字形,沿城墙慢慢地升长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门券存在的真伪。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鼐老师来看看。”赵其昌嘱咐着同伴,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夏鼐接到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定陵,同时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在定陵地下宫殿打开30年后,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读到了一段关于夏鼐氏的记载:
夏鼐,字作铭,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5年夏去英国伦敦大学,并获该校埃及考古博士学位。
1936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从·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
1937年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的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的杜韦尔参加发掘,并亲自向彼特里先生请教。他结束了在英国五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于1940年底回国。
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教授负责进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地方的考古调查。通过对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早。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同时,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夏鼐在发掘明陵的问题上,虽持有异议,但一经决定,便全力以赴投入发掘的指导工作。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当年帝后入葬时,通往地宫的入口。只有沿入口发掘,才能再现三百年前的原貌,从中辨别历史的真伪。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心中一动,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开工,为时六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三十年,即万历48年(1620)王皇后才死,紧接皇帝也死了,才一起入葬,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赵其昌说着话,又摇摇头,摆摆手。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从遗址来看可以证实这堵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骚动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两人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略带埋怨的口气:“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第三章 少年天子
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少年天子,幽闭深宫,只能在桎梏中成长,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时,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
10岁登基
皇陵尚未打开,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
——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
1572年5月25日,明朝的第12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幽深清冷的宫殿里,气氛紧张,景象凄惨。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塌左边年仅十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穆宗说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联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高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当不足为训。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忙匍伏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穆宗驾崩于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