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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人民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和苏杭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它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有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1584年，儒史范儁就曾上疏谈到“人欲宜防”，并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万历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这位儒史也许没有考虑到“汤不近色”的真伪，更不会怀疑万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这个盒子的出现，开始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当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当梓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一经开启，几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内，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翼善金冠！
这顶翼善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形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善冠的珍贵，除质地全为金线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随着梓宫清理临近尾声，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打开。在万历棺椁的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谥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不染，每册十板，用丝绳缀结而成，外被织锦，内刻谥文。文皆阴文正楷，直行读，自右至左。册的两端木板不刻字，描金云龙纹。谥册的文字，实际是对万历一生功绩的概括和总结，全文次第排列如下：
维万历四十八年次庚申九月乙亥朔初
显皇帝
庙号
神宗伏冀
……
上帝左右俾冲入永赖洪麻觐
文考烈光四子孙茂膺繁祉谨言
谥册通篇写尽溢美之词，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皇恩浩荡、强民富国的韵味。假如不了解万历一朝的历史真情，仅凭谥册推断，那该是一派多么欣欣向荣、四海升平、辉煌灿烂的景象。可惜，可悲的现实毕竟不是凭几位儒臣的华丽词藻就能掩饰得了的。在这一点上， 万历及其臣僚远没有太祖朱元璋的真爽和聪明。朱元璋在为皇陵立碑时，为避免儒臣对他及帝国的粉饰，而亲自主笔，以真挚的情感、冷峻的笔锋，客观地描绘了自己的生平和创业的艰辛。撇开他那文采飞扬、气魄恢宏的碑文不论，仅凭直面人生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就足以让后人称道。而万历的谥文，除了对他悲怆的人生及业已沦丧的帝国一丝安慰外，于世人又有何裨益呢？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以人类自身的血肉粘合而成的。
第十五章 面对沉重的遗产
时代的足音伴着远古的文化走出地下玄宫，登上神武门城楼。现实与历史在这里碰撞出灿烂的火花。面对这沉重的文化遗产，年轻的共和国难以承受它的强大压力，最终只能将其推下宝城——
命运的转折
当发掘人员清理到万历梓宫下部时，虽然有搭起的木板相助，但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仍无法再接到器物。这是考古的科学发掘，毕竟不是孙殿英用炸药盗墓，必须认真细致地按照科学的程序操作，稍有疏忽，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间紧迫，不能迟疑，严酷的政治形式和眼前的处境，使大家焦虑不安。而最感焦虑的则是年轻的冼自强，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器物原始状态的描摹，先按照实物的原貌，把图样画出来，再贴上标签号码，然后才能对器物进行清理。他问夏鼐：“夏所长，怎么办？半个身子都探进去了还是够不到，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面操作吧！”的确，棺木中尚有不少殉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而又不能置器物于不顾，任意践踏。
纵观海外其他国家的同期考古情况，比这规模小的殉葬品，其处理方法是先用石膏将器物在原地灌注，待凝固后拿到实验室再进行清理，它的好处在于随时可以用仪器测定，进行各种化学试验。这一切，在当时的地下宫殿内，面对偌大的皇帝棺木却无法做到，必须按照现有的条件，老老实实地在原地进行清理。
赵其昌跟着夏鼐大师焦急地围着棺木转，耳边又响起了冼自强的话：“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操作吧！”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冼自强真还必须蹲在棺材里操作，但是如何蹲法，得想出个办法来。他望着冼自强瘦小的身躯，琢磨着，然后把自己的设计方案告诉了夏鼐。夏鼐点着头：“也只好如此，委屈他了。”
赵其昌走到冼自强面前，问道：“我把你吊在棺材里可以吗？”“怎么个吊法？”冼自强未解其意，瞪着眼睛迷茫地问道。赵其昌用手比划着说：“我把一个四方凳子翻过来，四条腿朝上，吊在木架的横梁上，你蹲在凳子里，不就可以绘图了吗？”说完又补了一句：“只是你太辛苦了。”不料冼自强高兴地说：“没关系，只要能画图，什么办法都可以，我不怕！”
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有按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腿，木腿顶端再横钉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对器物无法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冼自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着他的工作。现代化的发掘和古老的方法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独特韵律。
幽深的地宫，阴雾凄凄，虽然已到炎热的夏季，但发掘人员还必须身穿厚厚的绒衣甚至棉衣，才能抵御袭人的寒气。霉烂的腐臭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儿融和在一起，呛进人们的肺管，使大家经常咳嗽不止。
还是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霉烂，玉珠已经散落，零乱地摊放在梓宫一角，且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实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鼐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冠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鼐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他还不能休息。夏鼐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使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为搜集到更详尽的资料和情报，某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一个秘书，夹杂在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员之中，混入定陵。尽管发掘消息已经向世界公布，但定陵却严禁外国人入内，这位秘书经公安战士认出，阻止了他的行动。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