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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年1月《海峡》。所以黄春明的创作有一种深深吸引人的力量，因为他始终是紧紧贴着土地和人民的心在说话，这是他坚持的道德立场。而且“黄春明喜欢普通人，普通人也喜欢他，回到故乡，住在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们中间，他看来很快乐。这些亲切的生活片断，所反映出的为人性情，诚如陈映真所说的：黄春明的人民性很强，对人有最大的热诚和兴趣，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贩夫、走卒，都喜欢跟他说话，瞎眼的、瘸脚的、甚至疯子、白痴，都有办法沟通，叫旁观的人叹为观止”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内容，（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由此可见，黄春明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和“人民之子”。
60年代初期，黄春明带着他的处女作《“城仔”落车》正式步入文坛，虽然早期作品中曾受到过现代主义的影响，但这类创作并没有继续下去。从1967年起，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生活本质认识的加深，黄春明进入了他所熟悉的乡土题材的创作，拥抱着他所热爱的乡土人物，找到了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如林海音说的那样：“在土地的舞台上，他可以随意调兵遣将，把人物放进故事里叫他们自己说话，或拈出个人抽样特写，让他自己推动情节，整个社会成员争先恐后排队等他写。”林海音：《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见小说集《小寡妇？序》，（台北）远景出版社1975年版。黄春明以写实主义手法表现他所熟悉的故乡风情人物，塑造了一群底层“小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勾勒了台湾传统的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农业社会向带有原始积累特征的初级资本主义演变的轨迹，因此，这一时期“黄春明笔下的人物，多数都是底层的、穷困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人物，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美丽的”同②。。因为“造成弱小者的贫困和悲哀的原因”是因“社会结构使然”，也正因为如此，黄春明执著地守望和卫护着乡村社会，对世代生活在自己所开发和耕耘的热土上的勤劳、淳朴的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乡村生活的描绘，无人能出其右。乡村的价值观、村人的作息与俚语、动植物的生长情形、节气变化等等，他永远能描写得最准确、自然、细腻”，季季：《放生评介》，见《七十六年短篇小说选》，（台北）尔雅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01页。因此他的创作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既是田园生活的牧歌，又是民族古风的挽歌。但黄春明也是一个充满历史感和使命感的作家，面对台湾社会暴露的各种弊端，他挥动如椽之笔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理性批判，因此进入70年代之后，黄春明的视野逐渐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其作品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了乡村人走向城市后的苦恼和困惑、经济发展，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变化导致的一些社会现象等方面，批判新殖民主义和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成为他的创作主题。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黄春明关注的焦点是台湾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出现的老人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资讯传媒问题。由于黄春明的笔尖始终跳动在时代的脉搏上，因此他能成为和时代同步前进的作家，他的创作也成为映照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黄春明以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台湾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与同时代的作家陈映真、王祯和等人一道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纪元。黄春明之于时代的意义，恰如高天生所言：如果“将文学史比喻成一棵多年生的树，黄春明曾自谦地说：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是那树干。在多少万的树叶中，我可能是一叶，落下来，参加作为肥料的行列。然而，这个时代许多读过黄春明小说的人都知道，黄春明是可以期待的，他即使是树叶，也是特别丰厚的一片”
。高天生：《开创乡土文学新纪元》，见《暖流》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