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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70年代以后，黄春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怅惘的乡土愁思转向冷峻的殖民批判。这种转变的由来，主要取决于他从南部小镇进入台北这个大都市谋生的新生活经历。小说的内容由熟悉的农村、小镇，转向当时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不仅一反往常对乡土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笔调也由浪漫写实一变而为辛辣讽刺；而且以往那种温情脉脉的抒情格调不复存在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益发闪烁。这就像齐益寿所说的那样：“站在台北街头，哪里再去找从前那些可爱的罗东老乡亲？而来来往往的洋人，则到处可见。黄春明要‘土’恐怕也‘土’不起来啊！因此希望黄春明继续写令人怀念的《锣》那一类作品的朋友们，最好把黄春明赶回罗东去，这样黄春明或许会再去敲锣打鼓，让朋友们陶醉满足吧？”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二战之后，美国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和国际冷战体系中。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协防条约”，在越南战争中，台湾成为美军的补给站。此后，随着大量美援源源流入，特别是美国文化透过强势的国家机器，以及商品行销机制进驻台湾，台湾社会表面上迅速繁荣起来，使得有些台湾人对此产生盲目满足之感，甚至丧失民族自尊、崇洋媚外。显然，六七十年代台湾面临的主要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威胁。我们知道，虽然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旧殖民主义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直接进行掠夺和军事侵占，新殖民主义却披着经济、文化交流和援助的外衣，以施恩舍惠的面目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再殖民的目的；但是，无论旧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它们奴役第三世界人民的目的与结果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手段是直露，还是隐蔽。70年代黄春明将创作焦点对准新殖民主义问题，这是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意识的体现。这也是黄春明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黄春明以往创作中有关国民精神病态和农村破产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显示了对早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那么对于“新殖民主义”的关注和警惕，则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这不仅是黄春明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黄春明透过台湾大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像，在这个社会图像中，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仅是表象而已，细究之下，其实是台湾既有物化价值体系的崩解，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与疏离。这种现象使黄春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而小说《苹果的滋味》便是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与深沉观照中诞生的。
这篇小说写的是台湾工人被美军吉普车撞伤致残而因祸得“福”的故事，揭示了部分台湾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后的“奴化”问题。作者通过这种人精神上的变质，说明了台湾“新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建筑工人江阿发带着全家从台南来到台北碰运气，但仍旧穷得住在贫民窟般的破旧简陋房子里，一家七口全靠他糊口，儿子是班里惟一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常常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羞辱，女儿阿珠总是担心会被卖给人家当养女。显然，农村劳动者走进城市之后，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的悲剧在城市中继续以新的形式上演着。然而，一次偶然发生的车祸，使这个贫困交加的家庭突然间“时来运转”。江阿发不幸被一辆美军轿车撞伤，他由此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不必再去辛苦做工就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下着阴雨的清晨，阿发踩着脚踏车去工地上班，半路上被美军上校的车撞断了双腿。小说中这样描绘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形：“一辆墨绿的宾字号轿车，像一头猛兽扑向小动物，把一部破旧的脚踏车，轧在双道黄色警戒超车线的另一边”。这里的“猛兽”与“小动物”；“宾字号轿车”与“破旧的脚踏车”，很显然象征的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肇事者是美军上校格雷，所以事情似乎起了一些变化。格雷请示美国大使馆该如何处理此事，使馆的二秘回答说：“这里是亚洲啊！对方又是工人……我们惹不起。”“这里是亚洲惟一和我们最合作，对我们最友善，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美国不想双脚陷入泥沼里！”美方出于政治的考虑，害怕引起公愤就采取了“私了”的办法，将被撞伤的阿发送进一座洁白得像“白宫”一样的医院去治疗，还有美国修女对受伤的阿发进行护理。格雷则跟着一名外事警察通过“迷魂阵”似的矮房地区找到了阿发的家，然后带着阿发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医院去探问阿发，并给受伤的阿发送来了三明治、牛奶、汽水、水果罐头，还有苹果等慰问品，并答应要“承担责任”。阿发的家人第一次坐上了轿车，平生第一次吃到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阿发最后虽然牺牲了一双腿，却因此而解决了家庭的困境。对此等情况，阿发以为自己是因祸得“福”，感激涕零地连连表示“谢谢！”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忧无虑、一丝牵挂都没有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也传染给了他的妻子阿桂。起初，阿桂带孩子们探望阿发时，流着泪埋怨丈夫当初不该“到大都市来碰运气”；当阿发问她怎么来的，她说“是美国仔和一个警察”把她带来的。“美国仔”一词，在台湾方言里明显带有说话人憎恶的语气，阿桂以此将她对美国上校制造车祸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了。然而，当美国上校格雷答应给阿发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并同意送他的哑巴女儿到美国念书时，阿发一家对美国上校的态度马上转变了。阿桂不但不再称呼格雷是“美国仔”，反而对来探望阿发的同事说：“这位格雷先生做人很好。”阿桂这句“做人很好”与先前充满憎恶的“美国仔”的称呼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当阿发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分享因祸而得来的“口福”时，阿桂竟然还不忘提醒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喝汽水的阿松与阿吉，“这些汽水罐很漂亮，你们可不能给我弄丢了！”阿桂前后迥异的态度，使人物崇洋媚外的思想情绪流溢纸上。因为得到了很高的赔偿费，又受到了像样的款待，阿发全家第一次如此融洽和乐，感到今天总算像个人样子了，暗暗庆幸着他们到城市后所遇到的好运，这真是喜从天降，以至于他们竟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当阿发的女儿凑近爸爸的耳边把美国人的意思说给他听，阿发一下子感激涕零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运，阿发甚至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不安起来了。阿发作为受害者竟还要向加害者说“谢谢”与“对不起”，其灵魂的扭曲，真是到了可笑而复可悲的地步。表面上看来，阿发一家似乎因祸得“福”，碰到了好“运气”，实际上他们一家精神上受到的戕害远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严重。全家衣食的无虞却必须以丧失行动能力来换取，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可阿发却认为是交到了天大的好运，还以此骄其妻、傲其子，甚至本来憔悴的脸面也为之容光焕发。他的妻子也因此而感到心里踏实了。这情形不仅说明了一般台湾民众自立自主精神的沉沦，而且还把这种精神的沉沦当做交换幸福的手段，这的确是台湾社会中最令人忧心焦虑的所在。若进一步挖掘下去，我们会发现阿发一家的卑躬屈膝与极度的“媚外”态度，显然还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造就了国民的奴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无法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他们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暂时做稳奴才再说，故而阿发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当奴才的权利，竟让他们全家感恩戴德，甚至还其乐陶陶、欣喜万分。阿发被撞断的何止是双腿，其实更是折断了做人的脊梁骨，他已无法于新殖民者面前挺直腰杆站立了，因此他宁愿躺在医院做奴才。通过阿发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愚昧麻木、自轻自贱，以及毫不觉悟的“国民性”痼疾又一次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得以复活。事实上，阿发需要治疗的已不只是双腿了，更需要治疗的是他那卑屈的心灵。
小说对“媚外”这种民族软骨病的批判，并没有仅止于阿发一家人，而是将揭露的笔触延伸到了更为广泛的人群里。阿发被美军上校格雷撞伤后，因为涉及到外国人，所以外事警察出面协助处理这一事故，当警察带着格雷前往寻找阿发的家人时，面对美军上校格雷对肮脏凌乱的棚户区而不断地皱眉的情况，这个外事警察对此深感羞愧，自欺欺人地掩饰说：“他们的新房子盖好了，河边那里的公寓就是，等他们搬过去，这里马上又要盖大厦了”。当阿发因伤痛而对洋人发牢骚时，这个外事警察竟然吓得不敢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