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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姐，你会做裁缝吗？”
隔壁的梅姐就应声说：
“有过学裁缝的年龄，但是就没有机会学。”
“那你会不会养鸡养鸭？我会……”莺莺兴奋的说着。
“那有什么困难，我想我会的。”
莺莺正想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到梅姐那边清脆的响了一记耳光，接着那男人怒气的说：
“要赚人家的钱专心一点怎么样！”
这个画面带给人们的感触是相当多的。“人之所以为人，最起码的是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有劳动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及做母亲的权利等等，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召唤着像白梅这样受屈辱的人们去抗争，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底层人民最具有人性生命力的表现。”赵遐秋：《在回眸乡土中审视历史》，见《黄春明作品集？代序》，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即使是被人糟蹋的低贱妓女，在饱受凌辱与摧残的黑暗日子里，心里“有时也会闪现着希望”，然后就会“忘我的去捕捉”。这正是人性的闪现。相对于莺莺的少不更事，已经二十八岁仍需挣扎于风尘之中的白梅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我的眼泪在几年前都流光了，我知道有眼泪流不出来是很痛苦的。”每当白梅悲伤到欲哭无泪的时候，她就唱起一支名为《雨夜花》的歌来排遣心头的积怨与郁闷：
雨夜花，雨夜花，
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顾，冥日怨嗟，
花谢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雨夜花，
…………”
这首歌无疑是白梅自身形象的一种象征。她向莺莺阐释了这首歌的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不是很黑暗吗？像风雨的黑夜，我们这样的女人就像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风雨的摧残，我们都离了枝，落了土了是不是？”然而，白梅却不逆来顺受，更不愿任凭零落成泥，而是在逆境中不忘挣脱，心中时时升腾着强烈的生之欲望。
小说继续通过白梅回忆的痛苦往事来表现她高度的自尊和不容被伤害的凛然正气。有一次养母为强迫她嫁人而她不愿依从时，养母恶狠狠地骂她“你这烂货不识抬举”，这话一下子就将白梅的心刺出了血，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心中的积怨像山洪暴发般倾泻而出，她义正辞严对养母说：
是的，我是烂货。十四年前被你们出卖的烂货，想想看，那时候你们家里八口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是怎么过的？你们想想看，现在你们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学毕业了，结婚了；裕福读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哪一样跟不上人家？要不是我这烂货，你们还有今天？
…………
白梅不可收拾地哭诉着：“再看看我的生家，他们到今天还是那么穷。你们把我看成什么？烂货，没有这个烂货，裕成有今天吗？他们看不起我，逃避我，他们的小孩子就不让我碰！裕福、阿惠都一样，他们觉得我太丢他们的脸了，枉费！真是枉费！”
…………
“不！今天我一定要说得痛快。以前什么时候你听过我发出一句半句的怨言？你逼我嫁，这还证明你有点良心，因为你受良心的责备才会逼我嫁。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关心了，我对我自己另有打算。”
养母被这事实刺痛得哭泣起来：
“阿梅，这些阿母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要对你怎样才好。我知道我们错了，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这样错下来的！阿梅，你原谅阿母吧！——”
从白梅反抗、斥责养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她把维护自尊看成反抗屈辱命运，显示人格高尚的一种基本手段。在妓院里，白梅不得不任由嫖客凌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她却竭力维护做人的尊严。白梅以她高尚无私的品格从精神上全面压倒了骂她“烂货”的养母，理直气壮地指责养母一家的吃、穿、用、住全是靠她出卖肉体所得而维持的，直哭诉到养母不得不连连向她求饶，表现了白梅决不任人侮辱的自尊。白梅无私的自我牺牲，没有得到怜悯与救助，反而使她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中，均被视为下贱之人。她养家的弟弟、妹妹们是靠她的卖身钱供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的，但这些弟妹们却恩将仇报，不但不感激她，反而都看不起她，鄙视他、嫌弃她，甚至从骨子里轻贱她，使她在家里与社会上一样都得不到丝毫的尊重。
从农村卖到城镇堕入风尘的妓女白梅，始终面临着贫穷的挑战，不得不被迫沦落到出卖灵肉的地步，在备受凌辱与蹂躏之后，她仍然冀盼重新做人，仍向往过清白而有尊严的人生，为了挣脱“傲横无比的从养女到妓女的命运”枷锁，也为了摆脱“牢牢地裹住着她和社会一般人隔开的半绝缘体”的妓女职业，她拼命地寻找着拯救自我之路，她想重新生活的愿望显得异常炽烈。贫穷不能泯灭理想，越是贫穷就越需要希望。而曾经共过患难的姐妹莺莺的结婚生子，以及鲁上校的鼓励，则给了白梅以启迪，令她觉悟到需要有一个孩子在自我感觉上来恢复自己做人的自信与尊严。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以后，白梅就积极开始实施她拥有一个自己孩子的计划，并且立刻付诸行动。她精心地在嫖客中选择孩子的父亲，发现了一个老实健壮的年轻讨海人阿榕，于是向阿榕借“种”怀了身孕。在白梅与阿榕这一次的性爱过程中，白梅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感到像鲣鱼一样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阿榕灌入她体内的“种子”像正在浮游的蝌蚪一样，“把她微弱的希望不但已经埋在她的身体里面”，而且“同样地被埋在这个社会”，她“希望有那么一天，她看到她的希望长了出来”。因为这一点，使她透过腹中孕育的新生命看到了未来发出的那团光亮，这腹中的胎儿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份从妓女变成了母亲；而渔民阿榕在这段与白梅短暂相处的过程里，也因白梅认真的对待，体验到了女人的温情与内心的自责。而此时的白梅也怀念起故乡和亲人，故乡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了避风的港湾与疗伤的静地，于是白梅立刻弃娼从农，决绝地离开了妓院，立意要以一个母亲的身份重返社会。
白梅就像路边草一样非常善于适应环境。当她决意彻底摆脱社会边缘人命运的时候，她也很清楚地知道若要改变其妓女身份成为一个母亲，惟有彻底转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与过去切断所有的联系，因此怀着希望和逐渐成长的信心的她，选择了回到她的出生地——坑底。这是一个宛如“桃花源”似的小山村。既无城镇的车马喧嚣，亦无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争斗欺凌。当然，这里也有贫病、灾害与官府的阴影，但是村人们都是心地淳厚、纯朴善良之辈。这个相对于势利、疏离的文明社会的落后山村，却是能够宽容地迎接白梅这样儿女的惟一地方。换言之，坑底这个远离尘嚣的小世界对于白梅来说，是一个孕育着无限新生机的家园。在这里，白梅不仅可以洗去文明社会加诸于她身上的屈辱印痕，抚平妓女生涯烙印于她心上的创痛，而且还能使她重拾做人的基本尊严与信心。坑底这个祥和的“乌托邦”社会，象征的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摆脱了外来政治及道德的约束后，人和土地乃能建立和谐的关系。中国人一贯重视乡土感情，理想世界是现实世界割划出来的美丽小世界，也可以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找到根据。”张系国：《理想与现实——论台湾小说里的理想世界》，见1982年5月28日《中国时报》。“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往往是从现实中割裂出来的至情至义的美丽“小天地”，基本上是排除政治和宗教力量影响的一方“乐土”。很显然，坑底这个落后却温馨的山村在小说中，“不仅作为一种题材背景，还是作品中境界的着落处，并且是一个实质的具有力量的事物”。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更是一种能够“肯定人生理想之真实力量”同②，第427页。。对于白梅而言，在充满歧视的茫茫人海中回到僻远而纯朴的故乡——这个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村，反衬了她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绝望，而正是“坑底这表征着相对于残破文明的原始自然，以及和坑底一样质朴混沌的村人，帮助梅子得到了她所渴望的一切”同②，第397页。。而且故乡人民“果然给她以抚慰，让她把儿子生下来，并给她以尊重。这当然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殊不知吞噬白梅尊严的是一个包括农村在内的庞大的经济结构和建筑在这上面的思想体系，连同那些封建宗法观念。作者企图以一个纯朴的农村来对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便使小说带有主观臆想色彩”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却不能否认坑底这块惟一的净土确实对塑造白梅这个由“妓女”升华为“圣母”的现代新传奇的故事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保持原始民风的社会中，白梅的传奇是不可能被继续演绎下去的。正因为有了坑底这块远离商业文明社会的乐土，白梅返家后不久就无限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