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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来到第一块田了，稻草人斜斜地站在田里，老人走过去把它扶正说：“脚酸了吗？喔！插得不够深，我还以为竹子不够牢。这样行吗？好，麻雀来了赶跑它们。”
“阿公，你和谁讲话？”阿明在田埂上这边喊。
老人慢慢地走过来说：“我和兄弟讲话，我叫它认真赶麻雀。”
阿明感到莫名其妙地问：“稻草……”
“嘘！你又来了，这么小记性就这么坏，以后长大怎么办呢？”
“阿公，兄弟怎么会听你的话？”
“怎么不会听我的话？不会听我的话就不会赶麻雀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的兄弟会不会赶麻雀，一粒稻子麻雀都不要想碰它。”
这些细节生动地表现了祖孙两代之间在认识与情感上的“代沟”。青番公一口一声地把稻草人称做“兄弟”，阿明则常常忘记而说走了嘴，甚至还打心眼里对祖父的话产生怀疑。事情虽小，却鲜明地表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所以青番公一再深情向孙子阿明强调：土地是惟一可以扎根的倚恃，没有土地就没有扎根的地方；一再告诫孙子“他们不要田，我们必须要田”这种基本信念。然而，小说最后却不得不以描写浊水溪桥上两辆货车互不相让到“几乎要动武”的场面，来象征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正随着工商业的脚步强行入侵传统乡土的现实。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大地的声音逐渐在变调的讯息，青番公和“歪仔歪”的人民可以将洪水泛滥后的石头荒地重新开拓成沃土良田，却可能无法疏通桥上因指挥交通的“红绿灯”坏掉所造成的一团混乱，他们只能沉浸在桥下水鬼故事的世界中，无奈地唱出台湾社会中“田园牧歌”的最后绝响。很显然，对青番公那执著的生活信念进行挑战的不再是自然的灾害，而是另一种把他儿女全都吸引进去的新的物质文明。而这个威胁是他所无力抵抗的，他不能不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小说之所以能够把质朴平凡的乡土题材表现得如此生动美丽与踏实健康，是因为黄春明始终将自己的乡土之情遥系于自然之中。故乡宜兰不仅是黄春明永远萦绕在心头的眷恋，它维系着作家关于土地、家园、乡民和童年的全部情感记忆，而且是孕育了黄春明生命与创作的人生摇篮。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永远在寻找自己的一片土地，那是源于他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整个背景的一片天地；他所隶属的同胞宗族社群的群体性，与他属于自我的个性，正是被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所孕育与张扬的。换言之，作为一个从泥土中走出来的作家，黄春明在故乡宜兰找到了自己乡土文学创作的根源，因为“如果是一粒种子，就永远离不开泥土”黄春明的这段话，转引自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46页。。黄春明献给故乡宜兰的，是一支朴素、温馨而带着忧伤的乡土之歌，是一幅优美与严峻、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的田园风光画。然而，黄春明笔下这种“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浪漫境界，却是一个行将失去的境界。换言之，黄春明在此建筑了一个心目中的“乌托邦”，可是这个美丽和谐的“乌托邦”，却不得不一再遭到外界文明发展的挑战与破坏，这使得黄春明产生了深深不满，而这不满便被悄悄地隐藏在他所创作的这些含有“乌托邦”色彩的乡土故事中了。美国学者詹明信曾说：“所有乌托邦，无论是安然无恙或是支离破碎，都是悄悄的由讽刺者对堕落的现实的愤慨而支配的。”［美］詹明信著、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见《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台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他认为由于古老的习俗被资本主义关系的超越地位所剧烈改变，并且变得非自然化，因此使“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被揭露了：不是工资劳动、货币形式的劫掠和市场的冷酷无情循环，而是旧的集体生活方式在已被掠夺和私人占有的土地上所受到的根本的取代。这是最古老的现代悲剧”［美］詹明信著、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见《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台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而对于这个“最古老的现代悲剧”，小说中则以一再歌颂屡经天灾仍充满青春活力的兰阳平原来对抗，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构筑起心中的“乌托邦”，来防御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残酷入侵。事实上，人类依附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价值，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经济价值去衡量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农业不只是经济价值，更是整个民族在悠久的时间里所建立起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每个人都随着大自然的节奏活动，也是天人合一的活动”黄春明、隐地座谈会中的“发言”：《生活，对丑的一种抵抗——美丽的变迁：近五十年来台湾的生活美学》，收入杨泽主编《纵浪谈》，（台北）时报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11月初版，第440—456页。。年逾古稀的青番公对自己一生艰辛经历的缅怀就是最好的证明。青番公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也曾失败过，但从未屈服；他对乡土的爱、他的人生经验和生活信念无不令人尊敬，并且富有诗意与美感。然而工商文明入侵的脚步声却打破了“歪仔歪”数千年来田园的寂静，天灾似乎有办法克服，只要顽强、不屈服，可是面对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气势，却不是靠人力、靠传统精神所能阻止的。青番公也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惆怅与怀旧情感之中了。虽然青番公一想起早年奋斗的岁月就感到激动与自豪，不过他希望再现的并不是单纯的昔日生活形态，而是当年的奋斗精神——和“洪水抢土地”的精神，以及那种“坚强得能够化开石头的意志”；青番公希望后代能接续它们，因为那些勇敢、坚定、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不仅是昔日的荣耀，更是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人生精髓；青番公拥有热爱自然，珍惜生活的纯朴情怀，他陶醉地欣赏品味稻叶上的露珠，认真为稻草人准备不同的衣着，诡秘地称呼它们为“兄弟”，叮嘱阿明不准打鸟，肚子里还藏着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水鬼故事，这些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举动，只有在乡土社会才能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才会得到理解与认可。在青番公的眼中，他观察到的乡村景色，是那么一致地性灵四射、流光溢彩，宛如桃源仙境；而他身上所展示出来的善良，勤劳、真诚，又是那样的浑然天成，没有一丝一毫虚伪的痕迹。
这篇小说应算是黄春明乡土小说创作中初试啼声之作，在写实中带有很重的抒情成分。这种诗一般的风格流露出的是老一辈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的深深依恋之情。小说塑造的这位既勤劳善良，又朴实坚忍的青番公所代表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浪漫世界，只能到回忆中去寻找了。青番公是从亲手耕种的土地上得到欢乐和安慰的，这是他人生的基础，即使曾在自己视如生命的土地上失去过最爱的亲人，他的父辈全葬身洪水，他也不愿意放弃土地；虽然青番公一生都在干着笨重的农活，一成不变，四季轮回，到了老年谁也看不到他的价值，土地剥夺了他的青春，磨损了他的体力，但他依然崇拜着土地，心满意足地享受着粗糙的乡村生活，从中体会着劳动与收获的甘甜而毫无一丝悔意。由此可见，青番公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他热爱劳动和劳动的果实，也在劳动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享受。青番公把自己几十年来种田的经验珍藏在心里，像宝贝似的急着要传授给他惟一的孙子阿明，他一想起“过去奋斗过来的那段生活”，想起自己从洪水浩劫下抢夺回来的良田，就骄傲和兴奋得睡不着，这正是由于青番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土地的情感，他保留了农民的传统，这传统根深蒂固，无法撼动——因为它来自于那些尚未遭受过城市威胁的农民祖先。而且，青番公年轻时就已经知道，“前人在这里开垦的时候，就一直和这里的洪水抢土地”，洪水到来时，他的祖父曾挥杖逼他逃生，这种为了保存家族香火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勇敢行为，曾经深深震撼了青番公的灵魂，使他毫无别虑地成长为自己祖父生命的延续，更从未觉得失落或遗憾。显然，青番公是拥有独特的审美角度和生活情趣的，只有在乡村田野上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这也使他无法离开田园。正因为这些原因，尽管土地带给他每天的劳累，让他经历痛苦的往事，青番公从没有抱怨过土地，或怀疑过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时光是不能倒流的，社会也不能倒退回去，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终将被现代工商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规律。惊人的科技发展使得巨大的生产力像一匹脱缰野马般无法约束，不仅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融洽，将传统的人际关系撕得支离破碎，而且还把社会面貌变得光怪陆离。但是，无法否认的是，现代工商社会由于以机器代替人力，这成为生产方法的最大变革，使得生产力一日千里，开发了无穷尽的资源，创造了更加巨大的财富，也增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当然，无可讳言的是，现代文明因为促使农村不可避免地走上机械化的道路，从而也造成了农村人口的过剩，多余的劳动力就被诱导到市镇和工厂中去谋生，造成了农村中的年轻一代出现“他们不要田，我知道他们不要田”的问题。黄春明也许正是因为太了解当时台湾现代工商社会的病症，所以才特别怀念那只存在于青番公回忆之中的“乌托邦”乡土社会，因此这种回忆既非纯粹的乡愁，亦非普通的迷旧。虽然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田地始终是农人的命根，像青番公这样梗直、勤劳、无奈的老农们对乡村、土地的眷恋和挚爱，是通过他们与下一代的交流来展现的，但是他们面对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不要田”的棘手问题时，青番公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小说告诉人们：青番公采取的态度是感伤和逃避，解决的办法是将隐忍、怨怒、忧患和震惊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是用怀念过去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与不平。因为他不仅无法以个人的力量与这种划时代的巨大社会变革相抗衡，而且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重新立足于这个现实社会，并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重振自立自主的精神。换言之，黄春明笔下的青番公形象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