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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被学校开除：
昨天下午两节军训课连着课外活动，据说教官请了假。所以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都跑去看日本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事后因有人告密而被学校知道了。因为我已记过两大过，所以要开训导会议之后，才知道把我怎么办。训导主任找我谈过话了，他说我要被开除，并且说我的民族意识太薄弱了，我想这就是要开除我的最大理由。爸爸，民族意识是什么？说真的，我不太明了这个意思。
由这封信所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已被记了两大过的中学生康明这次所犯的错误似乎是很严重的。众所周知，台湾历史上曾经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五十年的漫长殖民统治，从台湾光复到60年代初叶的台湾，尚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当时台湾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中华民族的罪行仍记忆犹新，对于来自日本，或与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怀有强烈的排斥、憎恶心理，故而中学生康明就因看了一部日本影片，便被扣上了一顶“民族意识太薄弱”的大帽子，并因为这个罪名而面临被开除的命运。就康明而言，他的个性并不适合读书，但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意识太薄弱”的坏孩子，他之所以不明白“民族意识是什么？”责任并不全在康明本人身上，其实显露的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失败，暴露的乃是台湾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缺失，以及像训导主任这样的老师对于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方面的重大盲点。如果康明能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必然不会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情况。显然，学校加诸于康明头上的罪名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学校召开的训导会议竟以“民族意识太薄弱”作为开除康明的理由，不仅显得有失公道，而且还让人感到很荒谬。
小说接着由这个“民族意识”的问题继续深入拓展下去，既然康明搞不明白，那么他的父亲和其他人是否就明白什么叫“民族意识”呢？小说通过两个片断来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形。就康明的父亲而言，“‘民族意识’这四个字分开倒可以看得懂。但连接成一个词汇，就不好懂了。他猜了好久，始终想不出什么来。当然，那一定和‘明治天皇’有关，可能是一件很大的过失，不然为什么会有‘民族’两个字？他这样想。他知道的也止于此。因为以前他只受过小学教育，所以轮到自己的子女时，拼命鼓励他们升学”。显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康明的父亲也像儿子一样，既弄不清楚“民族意识”的深奥含义，更不明白“民族意识”与康明被退学之间的关联。小说由此反思了台湾当时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就像康明父亲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的前途，往往就是被逼到学校里，然后被学校把他毁掉，康明就是这种孩子。”事实也正是如此，康明只是由于不爱念书而被迫以暴力纾解内心的压力，而导致被记了两次大过，但他对于自己的不良行为却产生了很强烈的内疚心与自责感，这一点从他寄给父亲报告自己退学事件的信中可以看出：
爸爸：
真对不起您。说实在话，我一直都在想作一个好孩子。尤其是上次，我同人打架被记了两大过时，看您那么伤心，我就一直这样想；只要您不再伤心，做好孩子是一件坏事我也愿意。但是我又做坏孩子了。
在这里，我们通过康明的内疚与向父亲的保证，可以发现康明并非一个真正的坏孩子，而是在有弊病的教育体制下被强行贴上“民族意识太薄弱”标签的所谓的“坏孩子”。对于这一强加到他头上而始终无法弄明白的罪名，康明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就是决定接受开除的命运，所以他在信中很坚决地对父亲说：“开除就开除，我宁愿在家里做好孩子，也不愿在学校里做好学生了。”可是康明这样的行为，恐怕不能见容于师长，更不能见容于社会。康明的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康明今年十九了，无论如何还是读书才是办法。唉！民族意识薄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被开除？一定要请老师帮帮忙，送给他一点什么东西，或是钱。到台北得先到瑞荣行找老板借一千块……”虽然最终康明父子也没弄明白什么叫“民族意识薄弱”，但是由于父亲的关心与谅解，终于再次给了康明一个改变退学命运的机会：
经他百般向导师恳求之下，导师替他想了一些办法：
“现在你们快去找训导主任，去迟了恐怕他出去开会。你把我告诉你的话说给他听，等他回来我再和他谈。”
临走之前，他把预先包好的钱递给导师，导师拒绝了。但他并没有反对父亲把钱放在桌子上。最后他又喊住他们说：
“主任问你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已经来过我这里了，等他开会回来我再去找他。”
…………
主任似乎很慎重的考虑着。父亲又把原先准备好的钱掏出来，说是表示一点小意思，虽然主任极力反对。当父亲把钱拿给在旁边玩的小孩子时，主任就没有再表示什么了。他说：
“那么好！你们快去找导师。但是不要说你们来找过我了。等我下午开会回来，我再和他谈谈。”
以他在社会上混过几十年的经验，他知道康明没事了；总不至于被开除。他笑着对康明说：
“这一辈子我总是欠你的债，我想现在没事了。不过以后你还得小心检点，把高中读完。再去找导师说一说，我今天就要赶回去。”
虽然康明对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赞成，“康明很不高兴；他觉得父亲太卑贱了，但又无可奈何。”然而，事情的最后转圜却毕竟是在父亲的红包贿赂下才出现的，原本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开除问题，却在金钱的魔力下得到了解决。小说通过“红包文化”将教育工作者道德上的堕落倾向暴露出来了，促使人们去探究与思考社会现实中的弊端。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贿赂性质的“红包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文化痼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康明的退学事件中，无论康明的父亲，还是康明，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究竟何谓“民族意识太薄弱”。甚至在康明父亲坐在返家的火车上时，这一问题仍然苦苦纠缠着他，他忍不住冒失地向旁边一位戴眼镜的、看起来很有学问的乘客请教：“这位先生，请教一下。请告诉我什么叫做‘民族意识薄弱’好吗？”这位乘客的回答竟然是：“民族意识薄弱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民族意识薄弱叫什么意思的人。”这样的回答真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然而在笑声的背后，显然隐藏着更多滑稽与荒谬的东西，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小说结尾，当康明父亲以金钱如愿买通了康明的导师和训导主任以后，在回家的火车中因为目睹一对乘客的亲密行为，他临时决定借这机会暂时解放一下自己：
……他独自笑了笑说：怎么不借这机会骗骗太太？明天才回家。他私下决定今晚要在礁溪下车，先洗个澡，然后找一个荒唐荒唐。
到礁溪温泉他下车了。当车开动的时候，他在月台上自言自语地说：“你真的下车了？嗨！真他妈的。”
碧山庄的霓虹灯，在前头眨着眼睛卖弄风骚。他想起谁对他说过的，那儿姑娘最多又最齐。
由此看来，康明的退学事件反而成了他的父亲荒唐的导火索与借口了。小说结尾部分关于康明父亲的描写，确实透露出了当时台湾社会中所弥漫着的那种颓废、紊乱、放荡与焦虑的气息。
从艺术上看，小说虽然采用了幽默谐谑的方式暴露了教育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的弊端，但由于在不少情节中过分凸显了人物种种可笑的行径，无形中也使小说的主题偏离了原来的方位，冲淡了题材本身的悲剧意味，减弱了对人物辛酸遭遇的同情，这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五节 《男人与小刀》
发表于1966年的《男人与小刀》曾经获得过第二届台湾文学佳作奖，可以说是黄春明早期创作中的代表作。黄春明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正影响着台湾文坛，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烙印，充满了现代派文学中那些颓废、苍白、怪异、麻木、空虚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折射了黄春明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体验。换言之，这篇小说感染上了当时文学界流行的那种“现代病”，暴露了作者一度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然而，这篇小说并未深切反映出造成个人和家庭不幸现象的社会根源，更谈不上给予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因而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被大大削弱了。小说全篇充满了个人的感情创伤和悲观绝望情绪，因此黄春明后来谈到这篇小说时曾经严肃地说：它“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写了一篇世界名作哪！真惭愧。现在我把它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看它有多苍白就多苍白，有多孤绝就多孤绝，大家尽管笑吧！”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显然，黄春明对自己初期作品的否定是很有见地的，认识也是相当切中肯綮的。
小说的故事性相当强，情节则基本上依事件发生的顺序自然铺展开。叙述一个童年失母、又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虐待的青年阳育因工作无着，在家中又一次遭到辱骂之后而深感社会的不合理，最终用一把小刀切断右手动脉，以死来摆脱人生痛苦的过程。主人公阳育小学三年级看同学斗殴时无意间捡到一把四寸长的士林刀，令他爱不释手，极想据为己有，因此不顾老师的惩罚和父亲的责骂而藏了起来。从此以后，这把小刀一直伴随着他读完中学、服完兵役、大学毕业，直到生命结束。在社会上，大学毕业后的阳育为了清还家庭债务而到母校教书，但他因为自己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水利工程，而且成绩是第一名，故而他坚持要教代数课，而不愿教公民课。但是校长却不同意，导致他教了一个学期后就辞职了。随后他到D女子中学去求职又被拒绝，最后辗转到B中学当老师，可还是让他教公民课。这一切都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合理，遂不断以小刀削物品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在家里，阳育的日子更不好过，当阳育站在月台上等车回家时，小说这样写道：“天气很闷热，他的手一直都在袋子里捏着小刀玩，手心都冒出汗来了。他的心里又在想：他们真不该生我。怎么不多生几个阳君、阳吾那样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很听老人家的话的，他们不会在地上打滚，他们不会抓蟾蜍装进兜里吓昏母亲。只有我才会捏造谎言，像捏泥巴那么容易，告诉父亲说：我在学校里打破玻璃，给我十块钱……他想着想着：他们真不该生我，这对于他们和对于我都是同样的没有好处。最糟糕的是，他们一定要我在今天晚上赶回家里。”在这里，阳育的自怨自艾无形中折射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轻忽态度。也正因为如此，阳育一再用这把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