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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他被我们调到兹多耳布诺夫市执行一项任务：以更加秘密的方式重建
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把它变得更加强而有力，深入开展侦察工作，并且最终物色
一个新的负责联系的通信员以接替列尼亚·克利缅科。后者连同他的汽车已经完全
转隶罗夫诺市侦察员了。
与此同时，我们把德米特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叫到支队。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在支队营地住了四天四夜，然后返回了兹多耳布诺夫市。
从营地返回地方去的同志个个都欢欣鼓舞、情绪高昂。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回去刚刚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从兹多耳布诺夫市收到了关
于铁路枢纽部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不仅写出了一昼夜通行的火车及车厢的数目，
而且指出了行车路线：一辆辆列车从哪里发车开往何站；以及车上运的是什么货物
；如果运的是技术装备，那就指明是什么样的装备，数量是多少，如果车上运的是
部队，那就指明是什么兵种，数量多少，而有时甚至报告了所运部队的番号。
对莫斯科来说，这样的情报是十分可贵的。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隐藏着的是法西
斯指挥部的新措施。在这些情报里，我们看到了顺利发展的苏军迅猛进攻的图景。
这里面——当时我们曾这么想——也有我们的一份劳动，有我们同志们的一份贡献。
“谢谢，”莫斯科回答说，“请继续加紧进行侦察工作。”
我们当然遵照执行了。
在罗夫诺和兹多耳布诺夫，在卢茨克和萨尔内，我们的同志耐心而细致地搜集
着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在战略公路上值班，夜以继日地呆在车站进行监视，
努力寻找敌机场的位置，想方设法从希特勒分子的机关搞到地图和文件。
我们报务员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了。现在，从兹多耳布诺夫每隔三天就送来一
次报告。几乎天天都有通信员从罗夫诺带回来库兹涅佐夫和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
基和其他侦察员提供的情报。罗夫诺地下组织的成员进行着紧张的侦察工作。在罗
夫诺——基辅的战略公路上，有兽医马特维·帕夫洛维奇·库岑和俄国公墓看护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莫伊洛夫在轮流值班。所有这些都需要报告给莫斯科。
原先同莫斯科联系是一个报务员，而且一天只有一次。现在需要两、三个报务员同时工作。
然而，在支队营地内只能有一个报务员工作，其他的报务员，为了不干挠他，
应该到5 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这就需要在把报务员派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的同时派出警卫战士。
一天，报务员正在抄收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发来的报告。工作正处在最紧张的
时刻，库兹涅佐夫发来紧急的、令人不安的通知：盖世太保匪徒向我们所在的森林
开来三辆测向车，同时向别列兹诺耶、萨尔内以及拉基特诺耶等地派出了讨伐队。
通过测向可以准确地判定电台的所在位置，自然也就可知道支队在什么地方了。
首先确定支队的所在位置，尔后包围和除掉它——这就是占领军这又一次行动的目的。
库兹涅佐夫的报告得到了证实。第二天，侦察员报告说，米哈林村来了一辆满
载士兵的汽车。天刚蒙蒙亮，汽车就开出村外。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是看不见的，”当地的农民这样告诉侦察员，“两公里之内，谁也不让接近。”
侦察员们还报告说，希特勒匪徒分成小组在林中的小路上走来走去，他们头戴耳机，身背箱子。
如果现在电台继续工作，那就等于把支队驻地暴露给敌人。然而如果中断同莫斯科的联系，也是不允许的。
还是报务员自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支队长同志，”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对我说，“我和伙伴们考虑了，打算这
么办：我们先离开营地15——20公里，在那里工作一阵子，然后收起电台再返回营
地。让法西斯匪徒测定那些地方，往那里派出讨伐队。”
连续好几个昼夜，报务员由小部分警卫保护，轮流朝不伺的方向离开营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
法西斯匪徒的测向队员在不同的地方“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尔后讨伐队“包
围”了这些地方，开枪扫射，而每一次……当然是必定扑空无疑。
就这样，敌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东窜西跑，疲于奔命，直到我们自己对这种“游戏”也感到腻了。
我派出一小组游击队去抓获敌测向队员。伏击虽然不怎么成功，测向车也未能
搞到，只是把离米哈林村不远的敌警戒小队给驱散了。然而，希特勒匪徒惊恐万分
一度停止了围剿。
……一天，兹多耳布诺夫的通信员伊万诺夫，象往常那样，带来了新消息，以
及格涅久克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照例托付给他的包裹。包裹里是药品，装在一个陈
旧的黑色布袋里，伊万诺夫对这个布袋是寸步不离。
“喂，路上怎么样？”我总是这样问他。
“一帆风顺，”伊万诺夫一如既往地答道，不过，他突然笑了起来。起初我想，
这大概是因为他才二十岁刚出头。
“那么，就痛痛快快地说说，您在路上的遭遇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支队长同志。”
“那么，情况总还是有的喽？”
“总还有？”伊万诺夫又笑了。“不过是小事一桩。”
想必是我坚持要他讲，他才说了路上发生的事，这种事大概发生不是一次了。
三天之前——当他从“绿色了望站”返回兹多耳布诺夫的时候，在克列瓦尼车
站旁边的道口，他被德军哨兵给拦住了。伊万诺夫感到事情不妙，因为在他的布袋
里装着几枚反坦克手榴弹和香肠。
哨兵要他出示证件。证件倒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
伊万诺夫正要走，一个法西斯匪徒猛然瞥了一眼他那个布袋。
为了避人耳目，手榴弹都用抹布包着。哨兵摸着用抹布包着的手榴弹的把，一
眼看见了香肠，问道：“伏特加酒？伏特加？”
“不是，”伊万诺夫笑着回答，“回来就带伏特加，我正是去买伏特加的，”
说着从布袋里掏出香肠，递给了哨兵。
“带伏特加来！”哨兵在已经离去的伊万诺夫背后喊道。
“一定！”伊万诺夫边走边回了他一句。
他不快不慢地讲了这件事，仿佛是讲一件滑稽可笑的事，仿佛他对这种可能引
起严重后果的危险毫不在乎似的。
伊万诺夫这次带回来的消息特别重要。来自列宁格勒的德军军列从兹多耳布诺
夫车站开过，驶向文尼察方向，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们报告了敌军的数量和部队番号。
这份报告还指出，平均每天有一趟拉有15个车皮的水泥和平车的军列从兹多耳
布诺夫通过。平车上放的是已经做好的机枪巢——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暗堡，上面
带有机枪发射孔。货物终点站——别拉雅采尔科夫，别的同志也报告了这一情况。
“原来要在那儿构筑工事！”在去无线电排的路上，我“原来要在那儿构筑工
事！”在去无线电排的路上，载这样想。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带回来的报告，说明
近期内在别拉雅采尔科夫将有一场交战，表明乌克兰的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马丽娜，”我对值班报务员说，“请您将这份报告立即用密码发往莫斯科。”
夜间，莫斯科来了回电：“火车路经兹多耳布诺夫的报告很有价值，谢谢同志们。
望继续加紧侦察。再见！”
我真想马上就把这封电报告诉伊万诺夫，好让克拉斯诺戈洛韦茨、格涅久克和
其他同志明天就了解这一情况。他们是否知道自己获得的情报的真正价值呢？来自
莫斯科的这句简短的“谢谢”，将使他们受到何等的鼓舞，使他们多么振奋啊！
十二
米赫耶夫排长向我报告说，他的分队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他被人盗窃，
两千德国马克不见了。
“您敢肯定是在支队里丢的吗？该不是您自己把钱丢了？”我问道。
“钱昨天还在，支队长同志，”米赫耶夫满腹懊丧地说。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您去集合分队，”我吩咐米赫耶夫道。
当他回来报告说全排已经集合好之后，斯捷霍夫、卢金和我就到他们排去了。
“同志们，”斯捷霍夫开口道，“发生了一件可耻的事情。在我们支队——失
窃了！你们自己也都明白，问题不在于钱多少，钱我们总可以弄到的。问题在于在
我们中间有不体面的人。”
队列里传出同志们的呼声：“搜查！挨个搜查！”
接着，一名年轻的白俄罗斯族游击队员在得到允许之后说：“这样下去无法生
活，全排人都背黑锅，应该清洗掉这个污点。所以我们建议进行普遍搜查。”
我们把警卫队长召来了。他站在队列旁边。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走去，把
手举得高高的，让他搜查，同时自豪地看着卫队长的脸。
个人的东西都进行了检查，甚至连游击队员睡过的地方也都搜查过了，但是毫
无结果。钱没有找到。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排里的战士默默地解散了。
第二天，米赫耶夫的分队被派到卢茨克的方向上寻找那些从希特勒集中营跑出
来的战俘丢弃的武器，同时找人进行联络。
我目送着该排战士出发之后，就向卢金那里走去。我有一个疑点想告诉他。还
在昨天搜查时，我注意到一个名叫瑙缅科的战士。他人已经不年轻了，头已秃顶，
身穿蓝色军便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厚油布做的矮腰靴。他前不久刚到支队——是同
一组逃跑的战俘一起来的。当宣布要进行搜查时，我觉得，这个瑙缅科的脸色发白，
和其他战士不同，表现异常，目光迷茫，疑虑重重，举足无措。我问卢金他对瑙缅科的看法。
“瑙缅科几次出入罗夫诺执行我们的任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通常是他自己请求派他去的，在战斗中表现也不错。但是，继续让他当侦察员未
必合适。在城里他什么也干不了。曾让他去搞纸张，他没有完成，他所带回来的情
报是混乱的。我认为，今后没有必要再派他去了。”
“是没有必要了，”我表示同意，接着我向卢金讲了我对他的怀疑。
过了一周，米赫耶夫排回来了。米赫耶夫汇报了执行任务的情况，接着他又说
：“出事了，支队长同志！瑙缅科失踪了！”
“怎么会失踪的呢？”
“不明白，出发的第二天，我们发现瑙缅科不见了，失踪了。”
“你们找过没有？”
“找了，整个森林，四面八方全找了，我们还设置了观察哨，但毫无结果……”
谁也不知道，瑙缅科出了什么事。后来，鲍里斯·克鲁季科夫从罗夫诺回来了。
他报告说在路上遇见了瑙缅科。
“你去哪儿？”克鲁季科夫问他。
“去罗夫诺，”瑙缅科镇静地答道。
“去干什么？”
“和你一样，是支队长派我去的。”
克鲁季科夫没再耽搁，继续赶路了。
我们这才明白，在我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
罗夫诺市内的侦察员奉命千方百计查明瑙缅科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