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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①，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①各种行会和部族集团（inartiointribu），前者指手工艺、商业、贸易等依宣誓结成的行业组织；
后者则指依血统和婚姻关系结成的部族集团。
第22章、论君主的大臣
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
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①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①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
第23章、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述当代的一个例子。当今的皇帝马西米利阿诺①的宠臣卢卡神父②谈及皇帝陛下时说。皇帝从不谘询任何人的意见，而且又从来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是由于他采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为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任何人，亦不听取关于这些计划的任何意见。但是当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为人们知悉和发现，并开始受到他周围的人们反对。于是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
①马西米利阿诺（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
②卢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马西米利阿诺的大使，1507年马基雅维里出使时直接认识。
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第24章、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①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①，他们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
①那波利国王是指阿拉冈的费尔迪南多（见第1章）。米兰公爵是指鲁多维科·莫罗（见第3章）。
①见第12、13、14章。
马其顿的菲利普②，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
②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
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
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
第25章、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