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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好处。总之，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先进文明的利益，包括更好的食品、衣服、教育和娱乐，我们这些发达国家没有对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短视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我们将来的力量，是我们的同盟者，生产合作人和顾客。这使我想起两个推销鞋子的人的故事，他们来到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一个人向本部发回一封电报，“这里没人穿鞋，销售无望。”另一个的电报却是“速发批货，赤脚居民急需鞋子。”我们真是太像第一个推销员了，我们没有在这种需求方面帮助第三世界。日本的海外发展援助尽管在增长，但仍然不够，甚至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从广义上讲，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集团都做得不够。
1969年我应邀到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去发表讲话。我的照片登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上，手里拿着最新式的索尼微型彩色电视机，我猜想，由于贸易问题的结果，我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靶子。我谈到了在全世界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需要，谈到了帮助不发达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个双向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将精力仅仅集中在资本的投入上面，例如公路、堤坝、轧钢厂和国营航空公司等，而是要集中在这些国家的人的资源上，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争当第二个日本的愿望。
我读完准备好的讲稿之后，希望得到原谅，但是有些国会议员提出了几个问题。日本的新闻界说愤怒的国会议员对我严加盘问，但我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一个人问过我索尼公司成立的情况，我回答了他的提问。然后他又以一种颇似律师的口吻说：“我想问你，当你在日本创建索尼公司时我们美国人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一家公司？”我说：“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索尼现在在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允许美国人进入日本呢？”
对此我给出了一个相当长的答案，但是我想我还是说出了我的观点。“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身无分文的日本人眼里美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我说。“日本人有一种恐惧情结，担心庞大的美国自由地侵入日本后在市场上立刻击败他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们有这种恐惧情结，他们就会对自由化产生抵触。”
“自由贸易是一种理想，日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美国政府发表政治宣言时必须考虑这样的情况，日本政府采取高度计划的经济，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处境艰难。我个人认为政府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贸易自由总有一天要实现。”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它竟要花费现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经常说，强盛的日本经济是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和世界其它地区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遗憾的是美国人在考虑到日本时，在他们培养出的一种“受害者意识”中日本人这种缓慢的做法被视为是不公平的。美国是一个人文主义和充满情感的国家。美国人喜欢同情弱者。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说法，美国新闻界曾对西班牙与小小的古巴达成的条约感到愤慨，他们的努力最终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同意对西班牙宣战。日华战争中美国人同情弱者一方的蒋介石（他的妻子风度翩翩，在美国受过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使得这件事更具有戏剧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结果导致美国对日宣战。
我想起老式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中的口号，“我们是亚军，所以我们更努力，”这正是美国人文主义的极好例证。但美国并不是亚军，日本才是亚军，而且情愿如此。然而当日本从与俄国对抗的弱者变成在中国的霸主，进而侵犯美国，又遭到惨败，后来成为世界亚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甚至亚军的地位还是太高了，使得某些人不得安宁。在我经常去的国会山上，有一些政治家的情绪大起大落，经常发表一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有好处的危言耸听的演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中这种花拳绣腿的表演太多了。这些虚饰之词并没有事实依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为我们的关系发展的前景深感忧虑。
1919年美国的国会一时冲动，通过了禁酒法，这条法律禁止了所有的含酒精饮料。现在的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当时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感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也许还包括很多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但他们都随了大流。结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违背了这一条个法律，他们原来连做梦都不会想去干任何违法的事。禁酒法于1933年被废止。
这件事告诉我，公众舆论可以改变美国的政策。如果在美国敌视日本的感情真地占了上风，就可能出现令大家都后悔莫及的麻烦。一旦这种趋势走得太远就很难止步了。事实上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不太可能通过一项对日本人的禁令，或者重犯三十年代的错误，但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清楚，感情用事和我们关系中的琐碎细节都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麻烦。
我与美国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他们总是急不可耐。在美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没时间了！”“现在就做！”“犹豫不决就会输！”美国就是因为这种急躁情绪而被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的政治家们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必须在越南这样做。他们没有考虑后果。美国人爱得铭心刻骨，恨得咬牙切齿，美国的很多外国朋友对美国都有这种感觉。
举中国为例。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存在，虽然有将近十亿人生活在那里。美国想隔绝中国，因为它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美国承认台湾政府，它自认为大陆中国不存在，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北京政府。那时候，如果一个人在度假旅行时在香港买了中国出产的小饰物并且想把它带回美国的话，那他就会惹出麻烦。在外交上，似乎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不存在。那时日本也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人经常到中国去。很多人来来往往，做生意，相互接触，传播新闻。突然有一天美国改变了它的主意。理查德．尼克松到中国去了。事先对谁都不打招呼，甚至包括邻近中国的、像日本这样一贯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尼克松突然一下承认了十亿人民的存在。
在日本，我们仍然是农业文化传统和哲学的继承人，这些东西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天生的急脾气。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所以一个年轻的、即使更加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把我们当作新手看待时我们会感到不高兴。我们有一句谚语，“七十日内，事必有变”，它告诉我们不要反应太快，也不要操之过急。在过于着急和过于迟钝两者之间应该有一条中庸之道。
第三十三章
世界上短视的政治家和商人从双边关系着眼来看他们的问题：美国的商人为他们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而着急，而日本的商人则担心如何应付美国和欧洲政府和商界对他们的抱怨。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一起穿越丛林，当他们看到一头饥饿的狮子朝他们跑来时，日本人马上坐下来穿上他的跑鞋，美国人嘲笑道：“如果你认为你比狮子还跑得快，那么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狮子跑得快，”日本人说，“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们面临的狮子，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无法躲开这头狮子。我相信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处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就特定的贸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吵不休只会掩盖住表面以下的真正问题。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相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为了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在合适的价格上做买卖。当然价格会受到供应和需求的影响。这就是自由经济体系的简单基础。
如果我把价值一千日元的产品卖给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个人，我希望获得价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镑。汇率必须公平，而且应该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业竞争力的相对水平，因为我认为工业实力才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个实业家，我知道竞争能力必须得以平衡，而汇率正好扮演着平衡机制的角色。1944年在布雷登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协议固定了汇率。汇率是根据当时和可预见的将来的经济情况为基础而确定下来的。战争刚刚结束时日本的汇率是360日元等于1美元，尽管后来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大大提高，而这个汇率却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与其它货币相比估价偏低，例如，疲软的日元相对非常坚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货在美国比较便宜，它激励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后导致有利于日本的巨额贸易不平衡。由于美元的坚挺，美国的出口产品非常昂贵。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美元贬值，允许所有的货币，也包括日元，摆脱原有的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当时日元对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应该适当地升值。事实上很多商人都认为浮动系统可能比固定汇率系统更加优越，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平衡各国的工业竞争能力。
高尔夫球赛中有一种给优者不利条件、给劣者有利条件以便取胜机会均等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每个运动员的实力与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汇率系统与这个规则相类似。每一年高尔夫运动员的均胜条件要根据其实力的变化进行调整。均胜条件从0到36点，在这个条件下运动员可能赢也可能输，但他知道比赛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公平的系统中打球。
我想，根据国际协议，浮动系统将受到监督，汇率不允许波动太大或者受到人为影响。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并不是产品的竞争力，而是货币的交易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货币的价值。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监督这个系统，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建立均胜条件。投机商们买进或者卖出货币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利润。这就使得汇率不停地变动，但与工业竞争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世界贸易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高尔夫球场，每打一洞就把我们的均胜条件改变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价格实际上并不由我们控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对一台电视机的标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镑、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买电视机当天的标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买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制造东西呢？
对于实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尺度，我们用它来衡量公司的经济活动、固定资产、库存，甚至人为努力的结果。当价格不再由产品的竞争力来决定，那么我们对投资的信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经济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我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进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