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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的故事 作者:盛田昭夫-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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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这种系统有兴趣。罗伦斯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发明过回旋加速器。他的彩色显像管叫作Chromatron,与其它的设计方法大不相同。在技术上这种新的概念很有意思,虽然复杂了一点,系统如果调整得当的话,颜色十分鲜艳,也很省电。我们早就热衷于这种系统,1962年我们从持有专利权的帕拉蒙电影公司购买了许可证,其实我们也知道,彩色显像管的生产费用很高,而且还会遇到很多技术问题。我们只生产了一万三千台采用Chromatron的电视机,全都在日本国内销售,最后我们放弃了这种系统。同时,我们也在开发自己的显像管,就是后来叫作Trinitron 的单枪三束显像管。

  我们的竞争者采用的系统是在显像管的后面有三个分离的电子枪,它们连续不断地以红、绿、蓝信号电子束的形式发射电视图像,这些电子束通过透镜聚焦后射到一个遮蔽屏上,遮蔽屏就是安放在显示屏背后的一块多孔板。电子束必须聚焦到遮蔽屏的小孔上,再通过这些小孔射到显示屏上去激活那上面的彩色磷光体,从而产生图像。Chromatron系统使用一个电子枪来代替三个分离的电子枪,它可以产生三个电子束。另外,这种系统中采用了很细的金属丝网来取代遮蔽屏,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电子束通过它射到显示屏上,它们激活的磷光体不再是一些亮点,而是形成了条纹。这种系统产生的图像比其它任何系统的都鲜艳,但是仍然存在许多技术问题。金属丝网上的高电压必须反复地接通和切断,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使它能够可靠地工作,我们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就在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拼命地开发自己的新系统。井深从来都不想将就着借用别人的系统,我们在试验Chromatron时,他在实验室里一边长时间地与试验工程师一起工作,一边参加我们自己的开发小组。

  我们改造了三枪“三角”系统,把三个电子枪装到一个里边,用一个电子枪发射三个电子束,就像Chromatron一样,但是我们没有采用一系列透镜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而是用一个大透镜来完成聚焦。我们要达到小型化和高效率的目的。我们既没有采用编织复杂的金属丝网,也没有采用遮蔽屏,而是制造出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金属网,实际上它就是一块蚀刻了很多细长槽口的金属板。

  我们系统的透射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射到显示屏上的电子束比遮蔽屏系统的多,所以我们系统的亮度是遮蔽屏系统的两倍,但是耗电量却更小。我们开始制造12英寸和7英寸的Trinitron电视机,当然我们的产品价格不低。对我们的产品加上额外的价格是我们的一项政策。在RCA的一次年会上,有人就我们的具有竞争性的显像管向总裁罗伯特。沙诺夫提问,他回答说,只有RCA的遮蔽屏系统才在经济性的基础上通过了大批量生产的严峻考验。当有人问到我对这种评价的看法时,我忍不住笑了,我对一位《商业周刊》的记者说道:“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当我们推出晶体管收音机和小型电视机时他们不是也曾觉得好笑吗?”

  我们在小型彩色电视机制造方面还没有竞争者。当时我们的个人用彩色电视机的价格是四百美元,这个价钱在美国可以买一台装在大机箱中的23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当时曾预言,到年底(1968年)时美国将有一千万个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其中大多数放在起居室里。但是我相信,后来事实也证明我的信念是对的,人们将会希望有一台个人用的彩色电视机,可以拿到厨房或者卧室,甚至白天拿到户外去看。出外参加烤肉午餐聚会,或者躺在吊床上休息,如果想带着电视机,那么电视机的体积一定要小,亮度一定要强,我们的产品两者兼备。我们制造小型机的策略并不新颖,1959年我们制造的第一台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就是对当时市场上大型化潮流的抗争。我们在为产品制造集成电路时,生产了一种三盎司重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可以挂在钥匙链上,我们甚至把收音机做到一块手表中,但那仅仅只是为了显示一种技术水平。当然,现在新的电视技术使我们可以把电视机做得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哦,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由于我们在开发彩色电视机方面的努力,1972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因为Trinitron显像管的成功而获得了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颁发的爱米奖。那一次是爱米奖首次颁发给一种工业产品。1976年索尼因U…Matic磁带录像机第二次荣获爱米奖。
















第十四章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的生意都越做越兴旺。1964年我们开始生产桌上计算器,我想这种东西对于我们的产品系列表是一个很好的补充。1964年3月,在纽约的世界交易会上我们展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固态组件桌上计算器。我亲自到会主持展示仪式,我一直很乐意做这种事。有一次在纽约我正在向《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展示摄像机,我听到外面传来了消防车的声音。我从窗户往外望去,看到浓烟从我们自己的地下室冒了出来,我赶紧抓起摄像机,当消防队员赶来时我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然后立即放给记者们看。那次是我平生做得最好的一次展示。

  后来我们又上市了一种特殊的计算器,我们称作SOBAX,是固态组件算盘的意思。但是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许多日本公司已经加入到计算器的制造业中来了,我知道不久就会因为残酷的价格之战淘汰掉一些厂商。这就是日本市场上的现实,对这种事我们总是力图加以回避。当事情已经很明朗,其它厂商准备不顾风险、利用降价来占领市场时,我们放弃了制造计算器。

  我的预测是对的。很多计算器制造商破产了,其它的也被赶出了市场,损失惨重。今天市场上只剩下三家主要的计算器制造公司,这个事实从一个方面为我做了辩护。在音像和电视行业中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迎接挑战,而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寻找新的应用。

  但是通过反思,在这里我必须说,当初我做出的退出计算器行业的决定可能操之过急。今天我承认,那个决定表明我自己缺乏技术上的先见之明,而我认为我们一直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我们当初坚持搞计算器上帝是万物的本质,万物在上帝之中的泛神论观点。近代首,我们可能就会在数字技术的早期开发中大有作为,并可将这些成果用于后来的个人电脑和音像应用技术中去,就可能在竞争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后来还是必须搞到这种技术,尽管我们曾一度自己拥有这种技术的基础。所以从商业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短期行为中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的意义上讲,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幸运的是我做出的短视的错误决定并不很多。

  1964年,因为日本要主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日本的每个家庭似乎都需要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观看比赛,所以我们的生意特别好,以致要开一家新的电视机装配工厂来满足对彩色电视机的需求。几年以前,明仁皇太子与皇太子妃美智子婚礼的电视实况转播曾经刺激了黑白电视机的销售,奥运会的激情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奥运会促使国家去实施很多重要的、必需的改进。还在奥运会日程以前很久的时候人们就亟需东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子弹列车了,当日本申办奥运会并获得这个荣誉后,很明显,道路系统是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交通状况的,而且日本也不能容忍在电视转播中丢脸,让全世界都看到日本有名的交通堵塞,这种现象有时会在城市的大街上延伸好几公里,有时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于是高速公路以创记录的速度修建起来。

  我们的筹办者们还意识到奥运会期间汇集的大批记者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他们还会去参观京都的古都,大阪的商业中心,以及沿着太平洋从东京、广岛一直到南边的九州的其它地方。这些人将会使现有的铁路系统拥挤不堪,再说它本来就需要加以改造了,于是将最新的技术溶合在一起,修成了一条计算机化的高速铁路…新干线。今天,在新干线上,从东京车站每二十分钟就有一趟子弹列车发出。尽管这条铁路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乘客们还是会为乘坐子弹列车在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的时速下平稳运行感到惊奇不已。新的铁路线已经通到了日本的北部,人们正在准备下一代的高速列车,这是一种磁浮式列车,用线性电动机驱动,比子弹列车快一倍,比法国的高速TGV列车快得多。

  在奥运会的准备活动中,对东京的羽田机场进行了扩建和现代化的改造,大批的新宾馆拔地而起,新的风景点美化了城市,不少的私人和日本公司针对奥运会开发新项目和新产品。政府的有关部门认识到汽车和卡车喇叭的噪音是一个污染问题一般规律的反映,它又是认识的规律,因此,唯物辩证法既,会有损日本的形象,于是他们利用这种全国性的改进运动的机会,制定了法律来禁止不必要的喇叭声,使得城市得以安宁。

  这种针对某一全国性事件而掀起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日本人的独创,但是它却大见成效。1972年北海道的札幌主办冬季奥运会,整个城市也经历了一场相同的现代化运动,还包括建起了该市的第一条地下铁路,奥运会期间的来访者都对这些变化感到惊奇。随着城市设施的现代化,市民们也因自己的城市赶上了现代化而感到自豪,将过去的陈规陋俗甩在了身后。札幌的市民变得更加成熟,开始用更加广阔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和外面的世界。

  对于我自己而言,整个六十年代后期,有两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是要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二是要到日本各地去视察日益扩大的生产网络和研究机构。一天到晚时间都不够用,所以公司理所当然地需要有自己的飞机,后来还有了直升飞机。这种事即使今天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日本的普通航空业比美国落后得多。但是为了提高效率,我很快就获得了自己决定乘车还是乘飞机的权力。现在我在东京有一架舒适的、蓝色的美西迪380SEL飞机,索尼公司还有两架直升飞机,是爱罗斯公司的350和380。(我们也是爱罗斯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另外,我也可以乘猎鹰喷气式飞机去中国或者别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经常搭乘民航班机。我们也是猎鹰式飞机在日本的代理商。我在美国有时乘坐猎鹰50或100。

  虽然很久以前我就停止计算飞越太平洋的次数了,长途飞行对我来说却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令人疲倦,我在飞机上睡得很好。事实上有时候我在飞机上比在旅馆里休息得更好。我带一点寿司上飞机,也就是简单的醋饭团和生鱼,我还要喝一小瓶日本米酒。然后用毯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分析方法用于语言学研究,强调撤开语言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告诉空姐不要因吃饭、喝饮料或者看电影而叫醒我,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就像从前阿道夫。格罗斯在看“我的好太太”时那样。

  我经常在刚入夜的时候离开东京,在同一个夜晚到达纽约。(虽然飞行时间要12个小时,但由于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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