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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早在1960年的时候我就在东京的银座地区开了一个展示室，在那里潜在的顾客们可以试用我们的产品，而没有推销员在一旁促销，展示室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地方，它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是新公司，我们必须向日本人介绍自己，就像后来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做自我介绍一样。
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成为我的目标。我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我们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街的东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我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我决定，当我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我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我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我在展示室里工作学说，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那么我们要做的事绝不仅仅是在美国建立我们的公司。我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时，我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我到哪里，例如到乡村俱乐部去，或者参加周末聚会，或者去吃饭，美国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请都是发给“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译者）的，而且我还听说单独的男宾会使女主人感到为难。如果我们一家人住在美国，我们将比作为来访外宾更加了解美国。
我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我知道，她出生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她可以处理好搬迁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去的事情，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还是会改变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她下决心来完善我的计划，实际上她的为人处事使每个人都惊奇不已，由于这次搬家，她甚至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我知道她会处理好这些事的，因为我长年出差在外，把她一个人留在东京，她不仅要照料家务和孩子，还要充当我的私人秘书和业务联系人。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一些信息转到公司办公室或者其它地方去，而且我还经常和她商量。
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我知道她的个性和信心将帮助她获得成功。现在她在国外已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她后来表现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为民间外交家的诀窍。因为良子从小到大对外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并不想到处旅行，尽管她的法国大菜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开始做书籍销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发展成为很大的连锁书店。她家的公司叫“三省堂”，现在出版很受欢迎的简明系列外语字典，这个主意是她父亲想出来的。简明字典在高中和大学学生中也是最热门的系列丛书。
良子年青时的生活充满活力，她家在东京的住宅和我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没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亲戚，热热闹闹的心理过程分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三部分。后来又提出，姐妹们和一个弟弟在一起有欢笑也有争吵。她曾回忆说，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谈生意，就像我家里一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只出过两次远门，是到东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区去，就在富士山附近。1951年我们经人介绍相互认识之后，她承认，小的时候，她认为像我的老家名古屋那样还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亲穿西装，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喜欢带着家人出去吃饭。他们最喜欢的餐馆之一是银座的新格兰德餐厅。我的父母亲也带我去过那家餐厅，后来良子和我发现我们都还记得孩童时代留下的印象：房顶上巨大的红蓝霓虹灯。
我们的两个儿子，英夫和昌夫，还有我们的女儿直子，将会发现美国的新型生活方式很困难，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还很小，会适应的。英夫十岁，昌夫八岁，小直子才六岁。我感觉到这种经历对他们很有好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难。
回到东京后，井深对这件事表示疑虑。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务副总裁离得太远，但是我提议我可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在东京住大约一个星期。我极力提倡使用电话，现在还是如此，我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联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我知道，以后飞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飞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计数了。）
在纽约，我让办公室人员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五德终始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历史变化的学，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租金相当高，至少对我们日本人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密尔希太大师的品味对于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十二间房间，我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四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我们想像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我们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我很多忠告，甚至为我安排面谈，有时还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三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我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学校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我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我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它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孩子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套间，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西式旅馆。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我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我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八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真地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至今我们都对那次愉快的旅行记忆犹新。
我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我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我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我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我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另外还有些业务需要她开车去办。还有，儿子们在缅因州（我们在曼哈顿为直子也找了一个培训营。）表现出来，这就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我又要出差，她必须学会自己照料自己，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到郊区去看望朋友，周末时能够出去旅行。在准备题试的时候，她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口语能力很担心，她把全部的考试资料都背下来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试题，尽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题试，路考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得为她借了一辆用变速杆操纵的大众车，因为我买的那辆卡迪拉克是自动换档的，她觉得驾驶自动换档车不太适应。
良子喜欢回忆起1951年我们结婚后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考一张驾驶执照，当时这对于一个日本的妇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后来我们在纽约需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了。当我们初建公司的时候，经常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到纽约来，良子对他们而言简直成了无价之宝。有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会生病，或者吃不惯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时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良子除了会为他们做饭，还会给他们出主意。
我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东京的负责人来的时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