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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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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乱,祖皓被杀。自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世家,被侯景覆灭了,是多么大的损失!
  八 医学
  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东晋殷浩妙解脉理,治一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扎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这些医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葛洪说,道士一定要兼修医术,以免诸疾病。葛洪搜集戴霸、华佗所集《金匾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类杂方》五百余卷,又搜集甘胡、吕傅等人所撰《暴猝备急方》几百个,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类,按病类施方,检查很方便;又作《时后救猝方》三卷。他说,家里有了这个《救猝方》,可以不用医生。医生多是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他们自造虚名以图财利,开方喜用贵药多至数十种,贫家请他们不起,请来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医方,比请无知医生要妥当些。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验方,药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陶弘景注《本草经》,又撰《药总诀》,又增补葛洪《时后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葛洪陶弘景都说,医师和药物多在京城里,京外城邑就不多,乡村更是缺少医药,他们作肘后方,是为贫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城邑里医学发达,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等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撰书人多是著名土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九 艺术
  书法——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真书的境界又自辟新境。这就是说,钟繇的真书多少还留有隶书的遗迹,王羲之的真书,形体完全能自立。有人以为“右军(王羲之曾作右将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称为小圣。父子合称为二王。齐朝王僧虔说“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二王)尔。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也”。梁武帝评王羲之书,说“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二王真书为南方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因之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绘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绘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晋明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音镇zhèn)、毛惠远,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其中顾恺之尤为杰出。谢安称顾恺之画为生人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又称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是三绝之一(其余二绝是才绝、痴绝),足见他的绘画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改变汉魏以来古拙的作风,特别着重在传达画中人物的神情,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常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点睛)中”。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顾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顾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钱数百万。现在还存在的《女史箴图》,相传是顾悄之的真迹。其他画家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时无匹。梁元帝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爵专画寺壁。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画地图不是艺术,但也表现出他的巧思。
  汉魏以来,书家常著书法论,阐发书法的秘巧。自东晋起,画家也作画法论,如顾恺之有《论画》,谢赫有《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有《叙画》。唐以后人论书法画法,没有人能超出东晋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逢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戴逢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戴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戴逵子戴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匠无法再修改,请戴颙审视。戴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就变得很雄伟。其他雕铸如梁释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有可观。不过,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在义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视,因此,雕刻远不及北方佛教的规模巨大、技术精湛。
  摹拓术——王羲之学书,得力于蔡邕石经、张芝《华山碑》和钟繇的书法(主要应是《受禅碑》)。这些碑都在北方,疑当时已有拓碑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这比拓碑术更精致得多。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应用到木版上,就会变成印刷术。
  南方权贵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规模虽不及北方,建筑术却也有相当的成就。南方士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梁萧景墓前石柱上的阴文反写石刻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凡是能满足精神上享乐的文化事业,南朝都有高度的发展。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隋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北方承认南方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简短的结论
  西晋未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东晋南朝立国将近三百年,除梁未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并不太严重。大体上社会处在安定状态中,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条件。
  东晋南朝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在对抗北方非汉族政权的意义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广大民欢的拥护,也得到北方汉族民众的同情。北方统治者两次大举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荷坚,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权用小的兵力击败北方军,主要是依靠南北汉族的合力支持。自然,南方执政者的军事部署和长江天险的利用,也是击败北方军的重要原因。
  以王谢两家为首的百家士族,始终是南方政权的骨干。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们纵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宠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严地位,仍不可触动。在皇帝统率下,百家士族和贵族(皇帝家子弟)共同执掌政权。百家士族和贵族是享有各种特权的一个社会阶层。
  新朝代兴起,总有一个社会比较安静的时期,民众从而多少获得一些休息的机会。等到这个朝代的暴君出现,一个新朝代又起来代替它。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换了五个朝代,对稳定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长江流域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起来。特别是杂炼生揉的炼钢法被发现,使南方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水利的兴修,扩大了水田面积,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稻谷产量比粟麦高,这就有可能繁殖长江流域的人口。东晋以下,人口有显著的增加,依靠劳动民众的力量,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
  劳动民众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充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饶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就文学艺术说,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艺术部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逢的雕刻,都在东晋时完成革旧布新的事业。文学部门,革新开始于宋齐,至梁陈接近于完成,进一步就成为唐朝的律诗律赋和四六文。另一种革新,是以古文(散体文)改革骈体文,开始于陈朝的姚察,为唐韩愈开古文运动的先路。就经学、哲学、宗教说,西晋以前,总不离拘执不开展的作风(魏及西晋玄学,对两汉经学是开展的表现,但仍拘执于老庄之学),自东晋起,各部门都无拘执地开展起来。首先是佛教,对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影响。玄学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经大造道经(《隋书·经籍志》道教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这种道经大部分是东晋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学也采取佛学中义疏体作儒经义疏,梁朝皇侃作《论语义疏》,还用一些佛理来解释儒学。不管玄道(教)儒三家与佛或合流或反对,在佛教影响下,各有开展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汉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虽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让自己也可以长生;陈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样盛行,三吴及滨海各地,道教尤为得势。一般人希望从这一宗教的神也从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种好处,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信心,这种思想的本质,依然还是儒家的那个鬼神不可知论。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用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骗、不饮酒)、十善(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配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整套神道设教,统治者以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为致力。
  但是,儒学中的正统派思想家(古文经学派中的王充派),在神灭或不灭的根本问题上,与佛教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这一派论家人数虽少,真理却在这一派方面,范缜《神灭论》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自东晋时起,特别是从未时起,儒佛斗争愈趋尖锐化,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著论驳宗炳。何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教众生平等说,又主张神灭,反对佛教轮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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