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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赵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六 艺术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绘画在西晋也有新发展。佛教艺术传来，影响中国画法，曹不兴弟子卫协和另一画家张墨都以佛画著名。汉魏画法朴拙，卫协始在轮廓内加以细致的描写，张墨始注意所画人物的风范气韵，虽事出草创，未必尽善，但改旧创新的功绩是必须珍视的。
晋武帝于二六六年造太庙，用铜作柱，铸成铜柱十二支。柱上满涂黄金，刻镂多种物象，并嵌缀明珠。作为艺术品来说，是规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晋朝，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陆机《文赋》指出作骈体文的规律，夏侯湛《昆弟浩》首唱古体文来和骄体文对立，裴秀创地图六体，经师继承魏人改变两汉经学为魏晋经学，朝廷立书博士提倡行书真书，卫协张墨改汉魏旧画法，别立新法，都起着为南朝文化开辟新道路的作用。西晋文化发展于南朝，北朝未年以至隋唐统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发展成为隋唐文化。所以西晋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上应有它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十六国大乱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史传所载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起兵反晋，推氐帅齐万年为帝，驻梁山（山在陕西乾县）。晋发兵击齐万年。关西连年大饥，再加兵祸，略阳（甘肃秦安县东南）、天水（甘肃天水县西南）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为首领。
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乎阳、弘农（河南灵宝县南）、上党（山西潞城县西北）诸郡流民散在颖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数万家，被本地豪强虐待，流民烧城邑，杀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三一○年，晋朝廷派兵迫令归还乡里。其时关西残破，流民都不愿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玉如，聚众四五万人击败晋兵，自号大将军。
关西流民入蜀，发生战争，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流民被当地豪强侵夺，聚众自卫。荆州刺史王澄杀流民八千余人。湘州刺史荀眺谋尽杀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彛琢欤ゾ莩ど场Ｈ晃迥辏唤召┗靼埽艔｜军溃散。
三○六年，并州饥荒，又被刘渊攻掠，并州刺史司马腾率诸将及吏民万余人到冀州求食，号为乞活。乞活分成许多部，各有首领称将或称帅，专事掠夺，被称为“乞活贼。”其中如田湮（音因vTn）所部多至五万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为青州刺史，每天杀人，企图立威，州人称为屠伯。流民五六万人推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兔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强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弦《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魏晋时期游牧族分布在国境内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 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所部五千余落来降。公元五○年，东汉光武帝使单于入居西河郡美稷县（美稷西晋时改名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人为汉守边，分散在沿边各郡县，与汉人杂处，受汉官统治，并得免纳赋税的待遇。此后户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韩邪子孙（魏时改姓刘）为部帅，使右贤玉去卑居平阳（山西临汾县），监护五部。晋武帝改部帅为都尉。左部所统约万余落居兹氏县（山西汾阳县），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于县（山西祁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山西忻县），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山西文水县）。刘姓所统匈奴人不下三万户。再加其他内附的匈奴部落，总数当有数十万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种，每种自有部落，不相混杂。其中屠各族最为豪贵，得统率诸种。刘姓是屠各种中最贵的一姓，还有呼衍、卜、兰、乔四贵姓为刘姓辅佐。虽然匈奴人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已经是晋的臣民，但刘姓为首的贵姓，仍拥有传统的声威，号召力很大，并有现成的五部组织，可以迅速变成军事组织。刘渊首先起兵反晋，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内日久，接受汉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汉姓，并采用汉语。刘渊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刘渊的儿子刘聪，通经史诸子书，工草书隶书，尤善作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侄于刘耀好读书，尤好读兵书。刘渊的从祖刘宣是名儒孙炎的学生。陈元达少年时孤贫，亲自种地，兼读诗书。卜珝（音许xǔ）好谈《易》，与郭噗为友。李景年家孤贫，为人牧羊，刻苦读书。乔智明居父母丧，哀毁过礼。这些都说明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二 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是入塞匈奴十九种中羌渠种的后裔，散居在上党郡。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县（山 西武乡县）羯人。羯人汉化较浅；不识文字，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易朱。羯人与汉人杂居，受汉族地主奴役。以石勒为例，可以类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帅，算是一家小贵族。石勒十四岁跟本邑商人到洛阳贩卖货物。后来代父当小帅，在商人郭敬、地主宁驱家作田客，出力为主人耕种。晋惠帝未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穷极无法又回来依靠宁驱。晋官吏想缚石勒去出卖，赖宁驱保护得兔。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诉说自己饥寒没有生路，郭敬给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对郭敬说，现在羯人饥饿极了，可以诱骗他们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里，把他们出卖，你得身价钱，羯人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石勒想牺牲别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阴险的想法，但也说明当时羯人实在穷苦到极点。郭敬很同意他的献计，不料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计谋。司马腾派兵大捉诸胡人，两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也被捉去，卖给在乎县（山东在平县）地主师欢家为耕奴，石勒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