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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音韵学由粗疏到精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学上吸收并运用梵声的发展过程。孙炎在音韵学方面开始作反切，相当于曹植在文学方面开始用平仄。
西方佛徒传播教义，应用声律以制赞呗，韵合弦管，令人乐听。据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所说，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始依梵声创作梵呗，为学者所宗。这种说法很可能出自僧徒附会，不过，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自然，这只是律诗最初的胚胎，距律诗的形成还很遥远，但既有胚胎，便会继续成长。陆机《文赋》主张“音声迭代”。就是说，一句中要平仄字相替代，不可全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来洛阳。有一天，陆云与荀隐在张华家会见。张华说，你们都是大名士，不要说平常话。陆云拱手报姓名：“云间陆士龙”。荀隐答，“日下荀鸣鹤”。两句不仅对偶工整，平仄也完全合律，可见南北文士都在声律方面用功夫。宋范晔《自序》说“性别宫商（四声）识清浊（清音浊音）”；又说“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所谓根本，就是声律的确实掌握。齐梁时，声律的研究更深入，以沈约为代表，创四声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阐发声律的秘奥时说，“欲使宫羽（平仄）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调声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运用，是由于受到梵专用的影响；也就是印度专用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 艺术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性，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闳伟性多；静止性少，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性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但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建安三国正是这个变革的成功时期。文学的成功已如上述，艺术的成功，下面举出书法和绘画两个重要部门。
书法
自甲骨文至小篆，文字与图画相接近。象形字描绘实物，指事字描绘虚象，会意字、形声字是象形字指事字的配合体。所谓“书者如也”，就是说每一字都象事物的形状（包括象声）。隶书离图画较远，楷书又较远，但书法与画法仍有相通处，因之书法在艺术上与绘画有同样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主，创制小篆体。古文籀文以及战国时六国异体文字一概被废弃，小篆成为全国划一的文字。小篆对古文籀文有省（省去繁复的形体）有改（改去奇怪的形态），在文字形体的改革上，显然有进步意义。不过，小篆仍属于古籀系统，字体圆形，书写不便。程邈摆脱小篆的拘束，创制隶书体，改圆形为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对观者进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题以外，再用天地、万物、神怪、异事作辅助，配合成丹青鲜明、形状生动的大图画。鲁灵光殿壁画可以代表两汉一般的壁画，区别只在规模有大小，画法有高低，用历史故事诫世示后是一致的。
坟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画。曾经发现的汉墓壁画，画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会、娱乐、游行等事。据墓中壁画考察当时统治阶级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记载要具体些，所以它虽然只是片断的材料，但可以补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品，加上生动的彩画，更是精致无比。战国和两汉漆器，近年来出土渐多，很可珍贵，在绘画史上漆画与壁画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雕刻
与写字绘画相辅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东汉富贵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块，用以颂扬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约有一半，其中胡广、陈寔各三碑，甚至袁满未死时才十五岁，胡根才七岁，蔡邕也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龙》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其浮滥可知，但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摹拓术。班固学李斯书法，许慎学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 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过，东汉有纸，用纸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经和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的拓本学习书法，顾恺之工摹拓术，足见东晋时确有摹拓术并在改进中。又由此逐渐发现雕版印刷术。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
陕西兴平县有霍去病家，家前有石胡人石马石牛等雕像。这种雕像形体虽较质朴，但与墓中霍去病的丰功伟业配合起来，却显得气象壮健，意义深长。东汉富贵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县高颐（二○九年死）墓前石狮，姿态生动，充分表现狮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马，技术上是前进了一步。
东汉盛行刻字，同样也盛行刻画。现存东汉刻石壁画，最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和肥城县的孝堂山祠。两祠所画故事与鲁灵光殿大体相似。在技术上，武梁祠用阳刻，孝堂山祠用阴刻，雕刻法已经完备了。一九五四年山东沂南县发现大批汉墓中石刻，所画多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的享乐生活。其中角牴戏一幅，有戏车上倒投，两人走索上相逢，轻身人爬长木杆，戏豹舞罴，大雀走动等妙伎，证明张衡《西京赋》所写并非虚构，而生动具体却优于《西京赋》的文字描写。汉墓中还有画像砖，近年来发现渐多，如在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车马飞腾，屋宇齐整，与石画同是可珍的艺术品。
河南辉县出土战国时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品。此后逐渐发展，陶制器物愈益繁杂。汉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园、庐舍、仓库、车马、井灶、家畜、鱼虫、用具和奴隶、伎乐等模型，这些殉葬品，表现出当时富贵人的生活状况，也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四川绵阳县汉墓里发现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几个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谁是生产者，谁是剥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实际是一幅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图。
东汉书法绘画和雕刻所以发达的原因，与当时统治阶级中人好名成风，与生时奢侈死后厚葬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各地方都有富贵人，他们生前死后，都要请文学家画家书家和雕刻家给他们表扬功德与夸耀富贵，有技艺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劳的财物。技艺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门出专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满来胡根碑文，当然为取得润笔。孙敬家贫，刻苦学写字，后因善书而得富。可知东汉时艺术已成为文士的兼业或专业。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变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汉灵帝奖励变革派以后，写字绘画与文学一样，发生重大的新变。
隶书比小篆八分有进步意义，但书写仍不够方便。建安时，锤繇变隶书为楷书（又称真书或正书），书写比隶书更方便。锤繇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的精华，创楷书法。他所写魏文帝《受禅碑》，尤为精绝。唐张怀瓘（音灌guàn）《书断》称“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因为他首创秦汉所未有的楷书。汉族文字从此定型，历代沿用不再有较大的变革。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样适合汉语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开始画佛像，为南北朝以来宗教艺术开风气之先。宗教故事丰富了绘画的题材，西方画法也给汉画以补益，两汉相传的绘画从此大改观。宗教画逐渐盛行，雕刻也随着发达起来。它们为宗教服务，耗费社会财富比两汉不知高出多少倍，但从艺术本身来说，却是极大的进步。剔除它们的宗教毒素，采取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珍贵遗产，有助于今天人民艺术的发展。曹不兴是这种宗教艺术的创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