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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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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 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饯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埂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大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
  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大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蕾、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分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大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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