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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虽然也是强烈谴责腐朽政治，比起元结来，却不如元结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对君主不敢直斥，总是有意回护。假如当时有许多象元结那样鲠直的诗人，一致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为诗人，却不可不表示应有的政治识见，在这一点上，元结应是天宝年间的第一人。
唐代宗时，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舂陵行序》云“道州（湖南道县）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呜呼，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诗中有“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等句。元结宁愿免官，不肯逼迫穷民，这是当时最有心肝的好官。《贼退示官吏》诗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句，有些官实际上不如贼，至少与贼无大异，他被逼作贼，想弃官归隐，归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农民起义一边，又不甘心作比贼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个无官职的地主，享受闲居的乐趣。要求他们有反抗朝廷的积极行动，那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杜甫读到元结的两篇诗，热情称颂，认为“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元结在《筐中集序》里，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风气，他所作诗全是古风，事实上唐时律诗已经开出广大的新境，远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诗人多能古近两体并长，诗苑因而特别繁荣，元结不作近体诗，以为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不合风雅之道，想要“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他这种矫时俗的议论，与韩愈相同，韩愈用来矫文弊，获得成功，元结用来矫诗弊，却不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主张太违反唐时诗的趋势。
韦应物与元结同时，刚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现在诗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韦应物《示从于河南尉班》诗中有“立政思悬棒”句。曹操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门上，豪强犯禁，即用棒打杀。韦应物要学曹操悬棒杀豪强，足见他原来是个刚强人，因受腐朽势力的折磨，变刚强为柔和，写出清闲恬淡的诗来。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只和顾况、刘长卿、释皎然等人唱酬为宾友。他自称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潜那样，有时候猛气不能自抑，流露出对腐朽政治的愤怒，如杂体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鸟》一首，痛责满朝官僚贪鄙无能，《春罗双鸳鸯》一首，写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的苦乐绝对不平。韦应物诗里，偶然露出这样的真情感，说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韦与陶可以相比拟，不过，闲静的气息，韦不如陶，陶生在晋朝，受玄风影响，陶诗成为玄风的最高表现，韦处在唐朝，没有陶的时代精神，尽管风度学得相似，气息终究不能相同，陶韦并称，韦不及陶，盛唐诸诗人中，韦却是唯一的闲淡诗人。
三 中唐诗人
盛唐中唐交界处，不必机械地划分，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卢纶、韩翃（音宏hóng）、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多是天宝年间进士，正遇安史大乱，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表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杜甫死后（大历五年杜甫死），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到了唐德宗时，杜诗的影响深入诗苑的各方面，几个大派别都是从杜诗派生出来。中唐诗苑盛况并不亚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虽然各有创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经开辟出来的境界。从这一点说，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诗人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扬杜抑李，白居易与元稹论文书里说，杜诗千余首，尽工尽善，比李白更好，不过，杜诗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这说明白居易学杜甫，着重在学杖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因此，他得出作诗歌的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论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偷诗，这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学杜相似的也是这一部分。讽谕诗是白诗精华所在。他说，我诗得人喜爱的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等篇，时人所重，却是我之所轻，我的讽谕诗，意思激切，言辞质直，人们不喜爱，百千年后一定会有人喜爱。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济民众，与社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白居易讽谕诗也写时务，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
白居易与诗友元稹的诗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里说，“长安少年都仿效我们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和体诗，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我（元稹自称）在乎水草市（浙江绍兴县山市）看到村校里学童都学诗，问他们学的是什么，齐声答言，先生教我们学元白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重，正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写讽谕诗是志在兼济，写闲适诗是行在独善，兼济是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是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作诗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当时士大夫中是最有识见的。他得免朋党的祸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弃宦情，求名之心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