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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到唐玄宗时极为盛行，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庙刘全白所作《李君碣记》说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轲，竟无所成名”（所谓成名是指得大官）。这些话，确实说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状。李白想长生不死，承认自己原来是个仙人，但实在不曾见过不死的人，感到惶惑无有前途。拟古诗所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长生与死灭，是李白思想中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类的大官，事实上与长生不死同样无望。《送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柂”。他的放浪不羁，是因为世人弃我，这使得李白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那就是沉湎在醉乡。李白诗几乎篇篇说饮酒，《赠内》诗所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大概说的是真实情形。一个人生活如此颓唐，怎未能负当世之务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极多极大，得到的可能性却极少极小，在他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规律，什么人世间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种道教思想，要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来，如求长生好酒色之类，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爱诗·小序》说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诗说他“嗜酒见天真”），放即放纵不守绳墨。看李白行事，确是十分天真，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权贵排挤出朝，放归山林。李白甚为怨恨，诗句有“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抬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坚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都是不满朝中权贵阻碍自己仕进的怨词。他被唐玄宗征召，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唐玄宗想从道士得到神仙长生术，并不想从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对朝廷的征召，却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一举可以成功。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妻子说过这些豪语，说明他对仕途险恶，完全不了解，以为自己才大，相印不难取得。这也是天真的表现。被放逐后，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鹏赋序》里说“余昔于江陵见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骗子，李白听骗子的话便认真信受。他初入长安，受亦僧亦道最后当道士的贺知章欺骗，以谪仙人自居。李白听了司马承祯的谎话，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谓神仙，是绝对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与俗人一样享受物欲，可是长生不死，这当然比当宰相要高出无数倍。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像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虽然有些诗句象说梦话或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和放荡不羁，是李白诗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有诗人能和他比长短。他放荡得象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李白诗的定论。诗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也自称“颇学阴、何（逊）苦用心”，足见所学有同源处。诗话家妄说细论文是杜甫讥李白诗粗疏，未免穿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扬李杜，强分高低，正如韩愈诗所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艺术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长，想抑此扬彼，都是徒劳的。
李白政治见解很差。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叛军平等看待，说“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他附和李璘，后人很多为李白作各种辩解，李白也作诗为自己文饰，说“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音毡zhān），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陷两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李璘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大量浪费，招募几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李白开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表示悲观，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他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东，就公然提出谬误的建议，缺乏政治识见，于此可见。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四首“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音支zhī）鹊楼”。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李璘兵在丹阳（江苏丹阳县）战败，李白才逃回浔阳（江西九江市），作《南奔书怀》诗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狱，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涣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贵州桐梓县东），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归浔阳。孪白附李璘是确实的事，无须讳辩，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一黑暗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著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当时名士孔巢父、萧颖士等也被李璘胁迫从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见识比李白还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无所见，如《宫中行乐》词“官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清平调》词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胆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杨贵妃及附李璘的罪责，完全由于诗名太高，朝廷杀一个大名士，不免有所顾虑。唐玄宗赐金放还山林，唐肃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应该说是格外优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鸣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荐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他没有想唐钥廷财赋，主要依靠江淮，李璘占领江淮，等于迫使唐钥廷放弃讨代安史叛军，后果将是什么？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提倡复古，古风第一首说明作诗宗旨，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夸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我旨在删述，垂晖映千春”。论诗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李白鄙弃声律，多作古体诗，才高气逸，变化无穷，流传人世，自然应该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了他不很喜爱的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绝句。唐时社会经济繁荣，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