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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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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大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离,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椎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摇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叉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绪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歧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六),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 二百九十六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六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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