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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影响当然不限于《笠山农场》一书，它对默默笔耕的作家精神上的打击更大。钟理和暗自思忖：我们写来写去，到底为什么？如果只是自我玩赏，那岂不是在做“天地间最不智”的事？何不干脆来卖杏仁茶、油炸鬼（油条），至少还可以喂饱肚子。面对当时台湾文坛“主流”的“反共八股”和所谓“现代潮流”的文艺，他无奈地说：“战斗文艺满天飞，我们赶不上时代，但岂是我们的过失？何况我们也无须强行‘赶上’，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何必计较其他。”钟理和：1958年11月19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6页。在钟理和看来，“在我们中国，‘卖文为生’已经是最没出息的了，倘写了文章又卖不出去，那该多么可怜！”钟理和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容于时下的杂志，并不是有意如此，若说这是清高自赏，那是冤枉的。他说：“我写作之为发表，为争稿费，和别人不会有二样，甚至我愿意多多获得稿费，所以也未尝不力求迎合他们。虽然如此，当我执笔时，却愿按自己的意思来写。如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冷僻、孤独，不受欢迎，也没有办法。我只求尽心做去，假使尽了心而仍不为接受，也算对得起自己就好了。若硬要我拗着心写东西，姑无论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做，也无此种才干。”钟理和：1958年2月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130页。
钟理和益发觉出周围生活之简单无聊，“没有惊奇，更没有思索的内容，好像凡有的事物都是向人毫无掩饰的翻开了底里，告诉人那里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毋庸思想，不，或者它已早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了。然而果然如此么？那不是意味着心灵的迟钝和空白么？迟暮的又一例证——也许有需要给自己唱挽诗了呢！”钟理和：1953年7月25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2页。钟理和向文友倾诉：“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点文艺的气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满了忧愁、艰难、疾病和苦闷。我个人在这里独往独来，不为人理解和接受，没有朋友、刊物、文会……”钟理和：1958年8月2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7页。这种情形可在乡人对其作品获奖的态度中见诸一斑。《笠山农场》获奖的消息在乡间不胫而走，周围几十里地不管相识与不相识的都议论纷纷；也有说是得彩的，彩金多少多少万。乡人所关心和所羡慕的是奖金，至于为何得奖、得什么奖，他们不管，也不会有兴趣。“你真好运道！”一个妇人曾对钟理和这样说：“我每次都买一两张，已经买了好几年，就没有得一次彩，连十块钱都没有得过。”钟理和听着，真有啼笑皆非之感。细思之，反倒还是中彩实在些。像现在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没人要，要的东西却也难得出版，呕了心血，还算白费。谁甘愿永远做没有报酬的工作？然而，钟理和没法不让自己坐下来，而且一旦拿起笔来，依然会严肃、虔诚、一丝不苟。是逆境把钟理和推上默默笔耕的艰辛道路。他之所以甘心如此，是因为对文学事业有一股难舍难分的感情。钟理和的写作态度极为认真，因为在他看来，“写作一道，固须勤，但它终非和人比赛，不必忙，不必争，须坐下来安静地做，多产固好，但若止于量的增多，又有何用？写几十篇让人今天看了，明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或生浪费时间之感的作品，则何若写一篇结结实实的作品来得有用”。钟理和：1958年5月31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40页。钟理和对作品的态度是：“对一篇未成熟的作品决不轻易予以发表，（即使有人采用的话）一篇原稿可以随我之意加予修正直到它像一篇东西，但一经印成文字，便已定形了，不像东西也没有办法了。而这样一来便要给良心加上负担。”钟理和：1959年5月23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1页。他自称：“我写好一篇文章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己完全冷静下来后再读一遍，觉得满意了，好了；如不满意，便再改作，改好，又是等待和重读，须到认为满意，或者根本弃掉，这才罢休，才敢拿出来见人。”钟理和：1958年1月4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7页。不仅他的小说稿子常常三番五次反复修改，就连他的书信也是整齐地写在双面信纸上，一面十行，两面二十行，行行整齐，字字清楚，一点一划、一撇一捺，从不草率。为了高质量的笔耕，他不顾病累，勤于读书，手不释卷。钟铁民记得父亲看过一本日文版的《世界大思想全集》，讲的是世界各大思想潮流。他留下的书不管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上面都有眉批，可见其用功。文学方面他看的书更多，仅在钟理和日记和书信里提到病中和病后生活读过的书目就有鲁迅的《华盖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游记》，福楼拜的《巴伐利夫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门索夫兄弟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海明威的《战地春梦》、《雪山盟》，勃朗特的《简爱》，毛姆的《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勃南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密思尔的《飘》，法布尔的《昆虫记》，安德森的《安德森选集》，西周生的《醒世姻缘》，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史东的《梵谷传》，梭维斯特的《爱的哲学》，沈石寂与石琪的合集《捞金记》，横光利一的《欧洲纪行》，星云法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古之红的《蒙恩记》，邓文仪的《游踪万里》，黎中天的《生活教育》、《戏剧编导概要》等，文学作品篇目包括吴祖光的《后台朋友》、《捉鬼记》、《林冲夜奔》、《嫦娥奔月》，莎士比亚的《好事多磨》，鲁迅的《在酒楼上》，艾芜的《我的青年时代》，张天翼的《蜜蜂》，废名的《桃园》，郁达夫的《过去》、《瓢儿和尚》，巴金的《煤坑》、《将军》，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叶绍钧的《秋》，张维祺的《赌博》，老舍的《牺牲》等，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而他写的读后感往往也颇有见地。钟理和还细心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地方传说、山歌歌词及乐谱、谚语、童谣，甚至草木鸟兽土名和医药偏方等，零零散散记在各种簿本和纸片上，有数百条之多，也是多次整理抄录成册，以为日后创作的素材；同时将之投稿《民间知识》杂志社，但未见刊出。客家人爱唱山歌，山歌是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歌词类似江南的竹枝词，七言四句又像唐朝绝句，只是比较俚俗。以美浓早期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初恋》、《笠山农场》、《故乡》等作品中引用多首山歌，场面显得特别生动真实。钟理和那些记录自己生活和心灵感思的日记，也是文字精美、叙事生动、感情细腻，极富文学色彩，内容森罗万象，看似琐碎却因记事体裁之率真直接，让我们看到钟理和心灵丰富厚实的一面，显现出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这些素材资料和日记虽然都因为病愈后体况孱弱和天不假年，未能在其创作中派上用场，但足可显现他创作态度的勤奋和认真，用以见证一个作家对于文学事业的虔诚和敬重。
钟理和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由妻子钟台妹独力支持家业，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2月14日，钟理和再度外出任职，到美浓镇内“黄腾光代书处”当助理，任土地代书。这是一家私人机构，除去星期天外，几乎是无所谓时间的。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的工作，放在钟理和的病体上就变得吃力了。每日早上6点起床，7点半由家骑车出美浓，在办公桌上写写信札，傍晚6点半下班回家，已经是精疲力竭，余下的时间便必须用来休息，文章无法写，书也读不成，日子愈发显得平凡而无聊。工作与钟理和写作意愿相违，颇不得意，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下去。他在当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只限于你个人，则什么理想呀！热情呀！也许并没有错，你尽可为求实现你的理想、你的热情而牺牲一切，就是置生活于不顾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却要你的妻儿孩子也担受这种苦痛，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是不是罪恶？他们于你这种热情、这种理想何关？何必一定要他们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去牺牲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如果必须也牺牲掉你的妻儿孩子的幸福才会获得，则这种成功是不是值得去追求？去获得！”钟理和：1957年5月1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19页。结果常常是坐了一个月的办公桌，熬到月末，主家发下一封印有龙凤图的红信封，那里面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三百元，这就是钟理和一个月流汗水换来的全部内容，令其感到深深地懊丧和幻灭。他在《薪水三百元》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