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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让市长和党委书记公开谈论艾滋病
（新华社记者，下同）问：你在两年后重访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皮奥特博士，下同）答：两年前我来中国，与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官员交换了看法。但当时的对话比较困难，基本上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这次我感到中国对艾滋病这一问题更加开诚布公，比如这次艾滋病大会的召开，以及昨晚我观看的那场文艺演出（１１月１３日在京举行的“飘动的红丝带”大型艾滋病公益文艺晚会，笔者注）。演出让我感到惊讶。要知道，举行这种演出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还是不可能的，只有印度、泰国和柬埔寨例外。
问：你对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
答：是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例如观众对那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毒（英文简称HIV，笔者注）感染者和他家人的同情。有些节目很滑稽，但反映的都是事实。比如有人以为握手也会传染艾滋病，所以就做出了种种愚蠢的举动。这说明歧视是来自无知和恐惧的。
回到开始的问题上。现在中国制定了遏制和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计划，国务院不仅成立了艾滋病协调工作会议制度，还有了常设的办公室，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组织也都启动了一些预防艾滋病的活动。这一切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够。
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也很深刻，特别是一些会议发言人的题目让我感到惊讶。他们在吸毒者或是男同性恋者当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然后到这儿来交流经验。我认为这些小规模的试点工作应该开始在全国推广了。
问：目前中央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地方政府仍不愿公开谈论本地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担心这样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甚至吓跑海外投资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在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一些省级官员也告诉我同样的事情。看来在地方上，最大的挑战是让市长和党委书记们明白，公开谈论艾滋病不是件坏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一定要与领导层谈艾滋病这个问题。
想想看，商人和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稳定的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信心。他们会认为，如果连艾滋病的情况你们都要隐瞒，那你们也会隐瞒别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会对生意非常重要。而如果政府在控制艾滋病方面做得很好，说明这个政府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调查显示，最让外国投资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当地缺乏应对艾滋病的愿望和民主的措施。我想，到非洲投资的和来中国投资的商人们所想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
问：现实问题是，现在中央制定了防治艾滋病战略规划的行动计划，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真正来落实和执行防治艾滋病的计划，而一些基层政府仍然回避本地区的艾滋病流行情况，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答：这需要高层和下面的领导人共同参与。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能够把艾滋病这个问题摆在关系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并且把这样的信号传达下去，下面的官员们就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媒体可以做很多工作。控制艾滋病的工作有很多目标人群，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每个省长都应该知道艾滋病这一问题对我这个省的人民是很重要的。
通过教育转变观念，这种做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很成功，为什么不可以用在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上呢？
记者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
问：你如何看待媒体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
答：非常重要。作为记者，你们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因为你们可以告诉公众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包括如何保护自己，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你们的角色太重要了。所以我说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预防工作上，你们能比医生做得更好。
问：你曾说过，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渠道最终还是性行为。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思想开放的年轻人，这个问题看来很棘手。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答：教育。的确，现在中国的HIV感染者的主体是那些共用针头的吸毒者，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性行为感染HIV的人数将大大超过吸毒者，因为社会经济在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在增强，贫穷也导致了卖淫的存在。
我们应该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要告诉人们性行为是可能导致感染的。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性行为会传播艾滋病就摒弃性生活，就像你害怕得结核病，但也不能不呼吸一样。应该通过教育让人们知道，发生性行为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安全套，就应该是买得起并且容易得到的。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问：听一些在中国基层从事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人士说，他们尝试在像吸毒者和暗娼这样的高危人群中开展工作，但这些人因为害怕遭公安机关诱捕而拒绝合作。因此有人提出使色情业合法化以加强卫生教育和管理的建议。你认为这在中国可能吗？
答：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对身体健康还是对整个社会，商业性性交易不是好事，吸毒就更糟糕。我们要保护全体人民的健康，所以要尽量保证不要有人陷入性交易中。但别忘了，正是因为有嫖客的存在才有妓女，市场和需求是互为依存的。
如何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多种方式，关押和惩罚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在妓女中开展教育，告诉她们要使用安全套，而且能为她们提供安全的地方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她们躲起来，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此外，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由于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工作，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很重要，例如在男同性恋者当中，最好的宣传教育者就是他们自己。在妓女和吸毒者中开展工作都离不开NGO（非政府组织），它对大多数年轻人的作用也很大。NGO在中国方兴未艾。在与中国相似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NGO的数量已经成百上千，活跃在各种领域。我希望在未来也能看见中国涌现更多的NGO。
问：请你谈谈在山西访问的印象。
答：看到“温馨家园”这样的机构在闻喜县建立起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那里，感染HIV的人们不仅得到医治，还得到心理上的支持，这非常重要。但现在这样的机构还远远不够。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些HIV感染者告诉我，由于害怕受到歧视和遭到排斥，他们都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因为穷困而卖过血。一方面，隐私权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大多数HIV感染者也不会急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别人或者在媒体上曝光。但如果他们决定要公开自己的情况，就应该得到支持，绝对不能被歧视。
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尽管媒体对此的报道已有很长时间，但很多人还是怀疑：“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你怎么解答他们的疑问？
答：每一个艾滋病病例都足以说明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只要有艾滋病出现，就说明问题已经存在，因为它是可以在人群中传播的。
我认为，当今中国（在艾滋病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和人们的观念、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使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特别大。这种情形如同一个吸烟的人，现在可能没事，但１０年后他可能会得癌症或者心血管病。如果我们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似乎不必有太强的责任感。但是以后呢？
（说到这里皮奥特用手把眼睛两侧遮住，说：“我们不应该如此狭隘地看问题。”）
（记者注：也许以下的事实能说明中国目前的艾滋病状况：
每天，全球有１５０００例新的HIV感染者，８０００人因艾滋病死亡。
亚洲正在赶上世界上HIV感染数量最多的非洲地区。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HIV总感染率相对较低，然而感染者的绝对数量很大。而且目前，病毒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危险增加了。官方估计中国HIV感染者数量在６０万到８０万之间，联合国则估计已超过１００万。专家警告，如果防控措施不得力，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将有１０００万人感染HIV。也就是说，差不多每１３０人里就有１人是感染者。）
问：艾滋病病人的治疗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病人用不起价格昂贵的抗艾滋病药物。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政府正在强行打破对一些跨国医药公司产品的专利保护而在本国仿制抗艾滋病药物。中国应该效仿他们吗？
答：的确，对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病人出现。这应该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像山西闻喜县那样的中心应该越多越好。
对于昂贵药物的问题，应该有多种渠道来解决。事实上，巴西不是破坏了专利保护，而是通过对医药公司（罗氏公司）施加压力，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巴西本国生产抗艾滋病药物。印度的情况更不一样，因为印度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不同的专利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与西方医药公司达成协议以降低药品价格，我们与中国政府就此进行过讨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也许会有所帮助。其次，像古巴就在生产由印度研制成功的药物，这需要政府做出政治上的决定。大多数国家是选择不这样做的。第三，就是在得到医药公司许可后在本国生产药物。中国的医药工业绝对有能力生产这种药物。
此外，还应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如何诊断和治疗艾滋病病人。
问：UNAIDS如何与中国政府联手共同对付艾滋病？
答：我们在中国开展工作已经差不多６年时间了，同中国的合作正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就是推进，推进，再推进。我们明白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面临众多的变化和挑战。今后我们的合作将不仅限于同中央政府，还包括同省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者的合作。我对目前的进展感到高兴。对你们来说这种感受也许不是很强烈，毕竟离开两、三年的时间与每天在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要想成功，我们必须与每个人合作，提供支持。解决问题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国家和个人的肩上。我们不能替中国政府解决问题，同样，中央政府不能替各省、各省也不能替每个人解决问题。从这个道理上讲，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对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上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答：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行动计划，我希望它能够得到实施。其次，我希望中央和省级的高层官员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表达遏制艾滋病的决心和承诺。如果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