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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
，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但格罗斯又对南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放弃过领导作用，问题在于这个党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不过，匈牙利党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而是希望在保持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各种力量参政。
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加快向多党制过渡，认为改革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任务是要改换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接受西方“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取消”
，因为“再也不能使之象苏联和东欧所做的那样加以改造”。
他主张建立“一个以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为基础的新型政党”。
他列举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瑞典、西德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作为这种新型政党的样板。
在新建的反对党政治势力中有对后来匈牙利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是“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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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出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986年匈作家协会大会。会上部分作家抨击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当局后来改组了作协的领导班子。
1987年这部分作家重新聚结。发起这次集会的有作家久尔科和费凯代，此外还有社工党党员比哈里。米哈伊、比罗。佐尔丹、兰提尔。拉斯洛和基拉伊。
佐尔丹，上述四名社工党员是因参与发起洛基泰莱基会议，1988年4月9日被社工党中央开除党籍。
1988年9月，匈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按匈牙利人习惯的说法是开始了“后卡达尔时代”。这时“民主论坛”便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出现，并有大批的人要求加入。
1989年初遂成为匈最大的一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
1989年9月3日，“民主论坛”宣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应当说1987年的洛基泰莱基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
随后国内各种政治上的反对派别应运而生，要求从宪法上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建立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大。
匈社会上新建和重新恢复的反对党和政治团体组织一时间发展到30多个，主要有：民主论坛、自由民主者联盟、青年民主者联盟、社会民主党、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等，社工党和政府都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上述组织于4月8日成立了名为“反对派圆桌会议”的联合组织，同社工党倡议的官方民族圆桌会议分庭抗礼。
实行政治多元化，催化了社工党内各种流派的衍生，名称繁多的组织林立。自称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在1989年4月成立了“改革俱乐部”
，其组织遍布全国，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多达十几万人。改革俱乐部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彻底更新党”。
这一主张得到党内领导人波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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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梅特和霍恩等人的积极支持。到了1989年9月，改革俱乐部实际上已成为社工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大有左右时局的势头。
在参加10月召开的10大的700名代表中，有440名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执政党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了。
6月24日，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形势和政治目标的决议》，重申在匈牙利只有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决议说：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建立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工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忠于左派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我们党正在更新，党将努力成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价值形成的新的统一体和为工人和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
这时期，匈民意研究所民意测验显示，对社工党的支持率约为366％。
B1989年8月19日，社工党中央发表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宣言》（草案）。宣言说：“匈社工党内几十年以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存在的改革势力崛起，并且开辟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我们党的最主要目标和平地、渐进地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危机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所抱的信念。尽快地改换模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要改变模式，就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社会、经济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改造。党首先同斯大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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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切变种划清界限。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个人与集体自由发展的公众社会。我们的直接任务是扩大个人的人权、自由权和福利权。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建立以文化、科技发展和受过培训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机构。我们的长期纲领是达到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
我们信奉左翼社会党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我们这个正在革新的党希望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以便使我们党成为为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我们将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为全民族并同社会一道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
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社工党内主张彻底改革的激进派及改革俱乐部的势力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过几度合作和分裂的历史。在霍尔蒂统治时期，共产党被取缔，长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要大于共产党。
1948年夏拉科西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以显示左派队伍的胜利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但却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发展留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拉科西登上执政党总书记地位后，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各种“清查”运动，把原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但其社会思潮始终若隐若现地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传播。
卡达尔执政时期对社会民主党的冤案作了认真平反，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了关系，以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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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政策“在匈党内找到了孳生的土壤和气候。
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宣扬“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建立“欧洲大厦”
的主张，对社工党内激进反对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复活，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东欧各国相比较，它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备，更富有时代特征。
80年代中期后，匈仿效苏联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做法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匈舆论导向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波下明显地向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方向倾斜，并在党内逐渐成为主流。而这一切又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涅尔什在接受采访时谈到1987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首次会晤的情景时说：“戈问我，你们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向西方寻求出路。接着又向他说到匈牙利准备实行多党制，戈表示赞同。总之，我的印象戈尔巴乔夫是个务实主义者。”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是多方鼓励匈牙利“变革”的，乐于看到匈牙利能沿着与苏联同一方向演化。这是匈社工党内反对派势力能得到不断扩大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1988年4月，卡达尔在匈社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提到：“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种情况：不断扩大的民主和公开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国政策的主要政党，甚至不同意现行社会制度的人滥用了。一旦在观点上出现这种现象，就必须用辩论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反对它。即使在将来，我们也不允许政治组织活动，不允许损害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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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观点的存在。我们无意用扣帽子的方法增加我们的敌人的数量，但是我们有权期望并要求每位公民为维护立宪政体而遵守我们的法律。“
这是卡达尔退出政坛前向全党发出的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国际格局中，匈牙利作为小国一直处于依附苏联的地位，苏联对匈牙利政局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匈牙利民间笑话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卡达尔对赫鲁晓夫怀有深情，对安德罗波夫也有好感，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始终存有戒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吃惊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自己激进得多，他无法跟上戈的步伐，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卡达尔困惑焦急，直到去世。
匈剧变后的首任总统根茨对戈尔巴乔夫有过充满激情的评语，他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影响着全世界命运的进程，匈牙利和中欧的变化也是由于他的倡导才变得有可能并且实现了”。
①
第三节 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社工党提前于1989年10月6～10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当时拥有72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是1276名。
①191年8月21日根茨接见《人民自由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刊登在该报8月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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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后社工党内产生的各种派别竞相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
会上就更改党名、制定党纲党章、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一项决议往往要表决几次才能通过。因此，会议时断时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原来的“改革俱乐部”组成的改革纲领派和人民民主派在会上结成的改革派联盟，其代表有440人，占了上风；与此相对峙的有匈社工党团结革新派和捍卫匈社工党纲领派。
匈社工党主席涅尔什致开幕词，为这次党代大会定了基调，他说：应当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因为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错误的道路，它采用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
因此1946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起义是正确的，它开辟了建立匈牙利社工党及其现实政策的道路。
他谈到导致党陷入危机的一些重大错误，说1972～1974年改革停滞，1983～1986年在没有进行新的深刻改革的情况下党主张加快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政治失误。这两个错误的决定也是造成匈牙利大量欠款的直接原因。因此人民追究匈牙利社工党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为自己解脱，应当接受批评。但是党从这当中吸取了教训，努力消除执政党不受监督的情况和一党制。从这当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社工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最后，涅尔什抛出为当时动荡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轰动的建议，即放弃实现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解散原来的党，另行建立新党。
党代会围绕如何评价匈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