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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波日高伊也到会并做了发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匈牙利已陷入“自己历史上的一次严重危机”
，与会者要“努力探索自立和进行不可避免的革新与真正有效改革的方法”。
会议要求出版自由和组织公开的论坛，以商讨国是，并吁请当局赋予论坛以公开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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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位。这就是现今执政的“民主论坛”的雏型。
1988年6月，由纳吉的女儿以及同纳吉一道被处决的4个人的遗孀组成的一个历史公证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为1946年历史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完全恢复名誉，要求为被处决者举行正式葬礼，并树立一处国家纪念碑。
6月16日，正是纳吉等人被处决30周年的日子，匈警察局发表公告称：“16日下午约400人试图进行反对现行制度的活动，警察局为维护公共秩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逮捕了多人。”
7月间，曾因1946年事件被判刑、后出狱但仍受到限制的400余人举行绝食示威，他们陈述如何受到歧视，或无法在原单位工作，或得不到出国护照等，要求政府取消对他们的一切限制。
1988年10月23日，1946年事件32周年纪念日，匈《新镜》周刊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的一次讲话。
他说：1946年在匈牙利爆发的是一次人民起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之而崩溃。当然，在这次人民起义中也存在着反革命倾向。一部分居民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反犹太主义思想也有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次人民起义的基本倾向不是反革命的。其矛头所向并非要将工厂归还给资本家，将土地归还给大地主，而是要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他还透露，虽然尚未公开，但“党的新领导已经决定客观、深入地对1946年事件重新进行历史评价”
，而且这一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当时，社工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有14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历史委员会重新甄别评价匈建国以来的历史，拟定一份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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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召开的党的“14大”讨论通过的文件草案。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总负责，下设的历史小组对纳吉在1946年事件中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尚有争议，但已肯定他在1943～1944年的政策是正确的。对1946年事件本身确认为是“人民起义”
，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
，认为过去简单地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站不住脚的”。
1989年1月28日，主持历史委员会工作的波日高伊趁总书记格罗斯出访瑞士之机，未经中央许可，擅自在广播讲话中将上述调查报告内容公诸于众。在这之前的1月26日，马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实现人道和促进社会安定，匈政府已批准重新安葬纳吉及同案人。
波日高伊评价1946年事件时只提它是一场“人民起义”
，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党内外气氛十分紧张。
1989年2月10～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就1946年事件作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4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
应如何理解这次的重新评价？
格罗斯2月28日对南通社记者谈话时说：现在对1946年10月11日事件的评价只是意味着对当时评价中的某些出入作些修正。事实上是对当时只提反革命这种片面性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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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
，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
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
，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随后，匈历史公证委员会正式公布了1946年事件始末的全部材料。这份材料提出，194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
，“判决是非法的”。
4月，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48年6月17日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4月31日，匈社工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4年以后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4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给他以应有的支持。
在这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
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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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194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作出根据当时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作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不止一次是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4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
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重新安葬仪式选在6月16日举行，这天正是纳吉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
匈通社报导，全国有24万人参加这次吊唁安葬活动。
就在这一天，波日高伊对匈通社记者说：“今天是大家携起手来的日子。
其实质是全国的和解和从6月17日起以新的步伐和动力工作的开端“。
他同西方国家记者谈话时称这次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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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6月17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匈牙利共产党统治者希望群众对被处死的已故总理纳吉的哀悼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某些激进分子则乞求它能结束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奥地利《新闻报》6月26日发表社论说：“从上周末起，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一党统治的完结”。并断言，匈社工党再也“无法阻止现实巨浪的冲击”。
第二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为194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的决定是同1989年匈牙利政局剧变紧密相连的。
1988年4月社工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起草党代会议文件时，总书记卡达尔坚持一党制的原则，同时也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写进政治多元化。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建筑在党的领导作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实现和掌握人民政权的条件和手段”
，这句话确切的表述是，应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党对多元化的立场又演变为“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范围内实现”。建立多党制被提上了日程。
1988年11月2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机构活动的加强，党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关系中。党的中央机构和广大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准备。党中央领导机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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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观望态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党员也感到群龙无首。“决议列举党内种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有的人在新形势下思想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认为政治多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人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还不够，应当实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有的与党的思想接近，有的则与党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还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关系的自然产物，但这种情况也要求党对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明确自己的立场。“
社工党内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多党制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矛盾日趋尖锐。波日高伊认为，匈牙利以前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格罗斯则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产生分裂工人阶级的影响”
，造成“党派之间的争斗”
，他强调要“在一党制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但同时又表示：“从法律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党制。”
1989年2月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公报正式宣告：“为了广泛发扬民主，并从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出发，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
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中表示：“在宪法的范围内可以存在作为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3月8日刊登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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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在匈牙利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从而宣告了东欧政治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标志着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针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转变。”
从此之后，社工党领导层内在如何实行多党制及今后匈牙利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以格罗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多党制后，社工党“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
，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但格罗斯又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