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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匈同联邦德国举行建交谈判，6年后，即1973年两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1974年，匈同联邦德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7年和1982年卡达尔曾两次访问联邦德国。
1973年，匈牙利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匈打进了国际大市场，拓宽同西方国家贸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70年代中期，匈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先后出访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及北欧诸国，同上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广泛的会晤和对话。
向西方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拓宽国际大市场，促进对外贸易的多元化。
1979年匈对经互会的贸易仍保持进口产品的434％，出口产品的476％的规模。
但对资本主义国家B的贸易额有了新的增长，与这些国家的总进口额已相当于1947年的13倍。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量的一半是运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邦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匈与它的贸易额占外贸额的10％。
其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分别占43％、38％、21％、22％B B B B和17％。
B匈为突破经互会的牵制，另辟蹊径，80年代已同1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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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同74个国家签订了科技和文化协定。
创办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发行集资债券、股票，建立有价证券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实行定向出口产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是卡达尔向西方开放的又一个富有特色的创新。
1972～1988年匈创办合资企业240家，主要是奥地利和联邦德国，引进外资1988年底为24亿美元，1989年为3亿美元。
80年代建立的B有价债券市场发行股票总额累计2亿多美元。
向西方开放是匈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评估当年这一改革举措呢？
1989年4月卡达尔接见记者采访时他稍感欣慰地说：“凡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当我们之间的空气再度趋紧的时候我们仍坚持、甚至扩大了同西方国家的联系。”这里所说的“再度趋紧”是指7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逼迫匈经体改革刹车论战犹酣之际。
当他进一步回答记者“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别人，走自己的路”这一问题时说：“这是不能想象的。只要回忆一下南斯拉夫为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曾引起共运某些党什么样的反对就知道了。接着是1946年，同样也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千百万人，党内反对派，其中包括我在内都为此而奋斗过。后来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才站住了脚，但当我们相信形势有利于我们的时候，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假如对这一切掉以轻心，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苏联进口原料，而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原料，特别是能源。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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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清楚，大概不能说，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自由的。“
①卡达尔对“独立自主”
、“自由”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阐述是他饱经沧桑郁结在内心隐衷的坦诚的倾吐，反映了常人无法超越二战后匈独特国情的时代苦闷，这在匈经体改革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匈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今日匈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
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
②
第四节 雷声大，雨点小
进入80年代，匈经济改革出现了重振旗鼓的态势，但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所致。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世界冷战加剧，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际政坛上活动余地缩小，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遭到各种刁难，再次给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笼罩了一层阴影。
但匈领导人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迈出开放价格的步子。
1980年同1978年相比，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24％，燃料上涨32％。
这项价格调整比1968年有了更大的进展，这是改革
①卡纽。安德拉斯：《卡达尔遗言》，报刊出版社190年版。
②绥克什德。米哈伊：《卡达尔和他的时代》，（匈）
《人民自由报》19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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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步骤，但公众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1980年起，波兰的团结工会不断掀起罢工，匈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担心会在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
于是把安抚群众情绪摆在重要的位置，许多原拟出台的经改项目陆续刹车，如减少或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的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更有甚者，不惜代价向西方国家借贷高息外债来扶植陷入困境的亏损企业和满足居民现代化高消费的生活需求。
1983～1984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再次冲击匈牙利，使得刚刚恢复平衡的匈经济又一次受挫，两年间进口增加16％，而出口仅增加4％，这种进出口的反差使1984年同1981年相比硬通币减少了13亿美元，外贸逆差和外债持续增长，诱发起新的经济危机。
这时期，国家再次用背离改革原则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工作，尽管没有恢复以前计划下达的作法，但却干预企业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企业自主权收缩，同时，企业资金短缺，市场疲软，亏损增多。
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激化了关于匈牙利在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争论，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善对外经济平衡状况和维持居民已达到的生活水平原为匈牙利第三阶段经济工作的中心，但是现在出现了急待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匈社工党中央的一份文件①对此有较为确切的剖析，认为：近几年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的潜
①见《经济评论》，1984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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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许多领域正在枯竭。今后再减少对国民收入的使用，不会有助于经济平衡的根本改善；进一步限制投资活动会危及技术发展和生产构成现代化的工作；进一步大幅度减少进口会妨碍生产的连续性和合理的扩大出口；靠“鞭打快牛”来拯救效益低的经济单位以改善平衡的做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实际工资的减少，消费价格的提高和部分家庭、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1983年初开展的关于国民经济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进行改革”的呼声，即要求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活动，某些人还提出党要退出经济领域，部分与会者要求改革从经济体制扩大到政治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第二次改革”。
是年4月召开的社工党中央全会上，卡达尔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应采取坚决态度，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现在和将来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在经济工作中起组织作用，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要不断完善，但新的改革没有必要。
同年9月，社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原则立场，决定今后的改革发展局限在经济领域，仍以社工党1966年的决议为指导方针。
社工党中央协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于1984年4月17日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
这一决议被认为是80年代具有战略意义的文献。
剧变两年后仍有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中对企业结构改革的若干指导原则还有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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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强调改革的连续性：实践证明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生命力的和有成效的，现在提出改进管理体制，是1946年以来匈党执行的经济政策的自然延续，是1968年改革的完善和发展。
决议认为，保持和扩大我们的战果，创造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基本条件是：今后，要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通过压缩国内开支来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物质利益没有发挥应有效用，低效率和亏损经济活动的扩大，管理工作的软弱，企业和劳动组织的缺点，劳动纪律的松弛，各地劳动力的不适当安排，将阻碍经济增长的发展。为此，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还包括：用那种有助于逐步取消不利的程序、保证完成我国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任务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决议强调经济调节、市场、经济竞争要创造一个能刺激和限制所有经营者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的内部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指出和制止那些没有竞争能力的、损耗大的生产活动，使盈利单位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优惠制度要有助于体现国民经济的利益。
不可讳言，1984年继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措施是为形势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制予形势。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匈在经济上的活动余地缩小，还债任务艰巨，加之财力、物力短缺，没有多大能力增加生产。因此只能靠进行经体改革来挖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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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士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具有重要和决定意义的是，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虽然意识到这点，但要付诸实现却有很大的距离。其实匈领导人也下不了决心去承担结构改革可能导致的失业等风险，宁可花大量的资金去拯救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比如1974～1984年对工业的总投资逐年减少，但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投资仍逐年增加。在工业内部，对经济效益不高的采矿业的投资10年内增加了一倍，对濒临破产的冶金业的投资只减少了10％。与此同时，对那些对出口有重要意义的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却减少了34。
1976～1980年间，A采矿、电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业投资的36％，而这一比例到1984年已占了46％。国家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已接近国民收入总产值的20％。
80年代以来，政府每年都得拿2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约占每年总投资额的13以上）。
其A结果不仅没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由于放慢增长速度，停建和缓建一批建设项目，致使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片面限制进口，使进口物资和某些机械零件经常脱销，造成生产中断。使用国内产品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产品替代又不能保证质量。
因此，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经常被退货或索赔。
卡达尔指导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