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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说成是“不坚定”和“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当时，在如何对待这场斗争的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层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突出表现在1960年秋劳动党内部发生的“利丽。贝利绍娃案件”上。贝利绍娃曾经是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
1960年夏，贝利绍娃作为人民议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后据劳动党揭露，她违背党中央不愿过早卷入中苏矛盾的立场，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把中国领导人同她的谈话内容全都告诉了苏联人，并表示了她亲苏反华的观点。
不仅如此，她在回国途中还在莫斯科会见了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这样，她在1960年8月中央全会上被指责“反对党的路线，成了苏联领导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传声筒”
①，并被开除出党。她的工作由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拉米兹。阿利雅接替。从此，阿利雅迅速成了霍查的“得力助手”。
第二节 阿中关系的迅速发展
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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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取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和态度，阿中关系有了迅速发展。
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的说法，“共同的斗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一致的革命观点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或者像霍查在劳动党“五大”（1966年11月）
上所说的，“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之间亲密的革命友谊和各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
，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阿尔巴尼亚“忠实的、坚定的、安危与共的朋友和战友”。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中共代表团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进行的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称颂“中国是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手”。
1960年11月，霍查在党的“五大”上称赞“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他说：“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和毫不动摇地站在当前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领导人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前列，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幸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革命的强大根据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钢铁般的支柱和可靠的后盾”。
他还称赞“中国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并对中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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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他要求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力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团结起来，筑成一条使我们的一切敌人碰得头破血流的铜墙铁壁“。
当时，中国也称霍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自1961年起，随着阿苏关系的恶化和苏联对阿援助的中断，中国向阿尔尼亚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各种经济、技术援助，两国间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对这一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毫不犹豫地尽自己一切可能援助了我们”。霍查在劳动党“五大”上说：“在这些岁月里，忠实的盟友、真正的革命者和战友——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了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它自己还在克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兄弟般的、无私的、国际主义的援助，这对于我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粉碎经济封锁和加强国防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他们一再表示“永远感激”和“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两国间人员来往十分频繁。
1964～1966年，周恩来曾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党政领导人乃至政府各部部长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都访问过中国。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等领导人不分析客观实际情况，不顾中国当时自己面临的巨大困难，围绕援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内部开始对中国表示不满，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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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责难，认为中国不及时或不完全满足他们的援助要求是“利用经援向阿方施加压力”
，是“别有用心”。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的战略和策略、中苏边界等重大问题，阿中两党两国间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在劳动党“五大”上，霍查含沙射影地指责有人“同修正主义者进行合作，同他们搞联合行动”
，幻想“苏联新领导人有了转变”
，“放弃了公开论战”。他进而提出，“今天突出地摆在日程上的尖锐的急迫问题，不是同修正主义者调和和团结，而是同他们彻底脱离和决裂”。事实上，这一切构成了70年代阿中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三节 “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三五”计划（1961～1964）和“四五”计划（196～1970）
第三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三五”
计划期间，一些国内外因素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外因素。阿苏关系彻底破裂，特别是苏联完全断绝对阿援助，使阿尔巴尼亚“三五”计划面临流产的威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敌对活动，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应该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中占不小的比重。完全中断这些贷款，就使这一计划中的许多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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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成了问题。
在连续12年的时间内，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流通量的40％。
苏联政府完全断绝贸易关系，就在阿尔巴尼亚商品的出口和发展国民经济十分需要的机器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断绝了军事援助，阿尔巴尼亚政府不得不额外加重国家经济的负担，以加强祖国的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地方的边界“
①。
后据了解，苏联撕毁的协议包括两国1948年12月和1949年7月达成的两项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应为阿尔巴尼亚“三五”
计划提供6740万旧卢布的贷款和1480万旧卢布的农业贷款。
当时，在“三五”计划面临流产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增加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仅“四大”闭幕后不久签署的一项经援协定，中国就承担了援阿新建24个重大工业项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在这些艰苦的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对克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障碍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补充贷款。这种慷慨的国际主义援助，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多数项目的建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计划继续进行。”
②
国内因素。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和政治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40页。
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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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把阿尔巴尼亚推上了一条越来越“左”的道路。霍查在劳动党“四大”上宣布，阿尔巴尼亚“消灭了多种形式的经济，代之而起的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论在城市或是农村都已建立起来了。
‘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
因此，阿尔巴尼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他认为，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把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显然，这为以后进一步强化冒进的超阶段做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霍查在“四大”上还提出，阿尔巴尼亚“现阶段的阶级结构的突出基本特点是：两个友好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的存在”。
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已经成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它成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思相意识和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强大力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明确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在正确开展作为我们社会动力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人民在道义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的五年计划，是进一步巩固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五年计划”。
当时，“反修防修”
的思想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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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961年2月13～20日）通过了“三五”计划指示草案。
“三五”
计划规定，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环节。据此，它为这4年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在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具体表现为，在继续大力发展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同时，用大量投资来兴建新的重工业部门，如化学工业、铬铁冶炼业、铜矿电冶业等。
“三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42％，年平均增长率为87％；农业总B产值预计增长72％，年平均增长率为144％；投资总额将比B“二五”计划期间增长41％，国民收入将增长46％。
“三五”计划的执行结果，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增长39％，年平均增长率为68％；农业总产值增长36％，年B平均增长率为47％；投资总额增长43％，国民收入增长B4％；劳动人民的福利也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可见，“三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完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而在农业方面还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严重后果以及在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弱点所造成的困难”
①。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还是建成了430个工业、农业、社会文化等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