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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工作。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保共新党纲和共和国新宪法直到1971年才由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通过。
由于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都是有关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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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称之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纲和宪法。
党纲认定，保加利亚已“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取得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全胜利，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从而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阶级将变得更加单一，工农阶级的差别将消除，全民利益将更加一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转变为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党将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党纲还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各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
将逐步溶合成统一的全民所有制“。
当时把农工综合体当作两种所有制溶合的典型形式。
党纲还规定，保加利亚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期间必须实行与苏联“全面接近”的方针。众所周知，自战后雅尔塔体制形成以来，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保苏友好为基石的。
无论在战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时期，还是在后来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都是以苏联援助和经互会一体化为主要依托。从1960年到1974年，保的外贸总额增长近4倍，其中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一直占74％左右，与苏联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40～4％。
除百余项大型工程项目外，苏联帮助保建立的原子能发电站于1974年开始投产。
从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看，日夫科夫是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上台的，他一直与苏联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
60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日夫科夫同他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
日夫科夫几乎年年访苏。
1967年勃列日涅夫赴保签订为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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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二个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个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于1948年）
，此后两国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逐步进入“全面接近”
的时期。
有材料披露，日夫科夫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向苏联提出加入苏联的要求，但均被婉言拒绝。也许由于保加利亚能全力配合和支持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如出兵侵捷等）
，它在70年代前后确实得到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和优惠，1971～1974年日夫科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也发展得甚为密切。
1973年7月保共根据新党纲规定的保苏“全面接近”的方针，制定了《与苏联发展全面合作的基本方向》，使该方针得到具体落实。
这时日夫科夫曾形象地表述说，“保苏将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将通过一个肺呼吸，通过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供给养份”。
保苏的特殊关系是东欧国家中罕有的现象。
由此保加利亚得以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的70年代，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向苏联出口农产品和缺乏竞争力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又以较低价格从苏联进口超过本国需要的原油、金属、木材等，将其中一部分转手卖给西方。保有些经济学家近年指出，保是靠苏联“输血”
，才出现了70年代的“经济繁荣”
，进而推迟了经济危机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时期，保加利亚也在世界科技进步浪潮的冲击下，感到本国科技工艺落后的压力。
它从60年代后期力图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其中以德、意、奥、日为主。
1960年它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12％，1964年已增至19％，1974年前它一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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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额的16％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保共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
自60年代末以来，保共明显加强对人民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1967年经保共中央全会批准的日夫科夫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提纲中强调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指出过去“在贯彻发展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的路线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结束对本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
，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同时强调对青年的劳动教育、科学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971年保共“十大”前后，保共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造思想工作的任务，要求注重它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70年代中期又根据新党纲的精神提出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个人的目标。
总的说来，在执行这四个五年计划和开始“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这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87％，工业产值共增长4倍，农业产B值共增长941％，人均消费基金共增长2倍。然而这个时期B的经济发展是以外延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的技术改造落后，国家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够重视，更不用说商业和服务行业了。而农业所有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更是日后改革和危机的深刻根源。
在这段时间里，日夫科夫通过人事变动、制定新党纲和宪法、推行新经济体制等办法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又通过同苏联全面合作等取得实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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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保共领导层的特权和裙带作风滋长蔓延，高级干部享受很多的特殊物质待遇，在全国兴建专用别墅，低价购买私人汽车等。
而日夫科夫那个年方30岁的女儿也开始在文化部工作和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还常陪同其父出访国外，享受特殊待遇。
这些做法无疑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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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僵化、封闭体制在阿尔巴尼亚的形成和强化
第一节 阿苏矛盾的尖锐化与两国关系的破裂
刚进入60年代，阿苏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国、两党间的分歧迅速走向公开化和尖锐化，并很快导致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苏分歧采取了某种中立的不介入态度。但后来它又声称不同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指控，认为这次会议是“违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赫鲁晓夫策划的一个大阴谋”。
从此，苏联领导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观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出席将于11月举行的会议”
，①甚至威胁说，在布加勒斯特产生的“误
①苏共中央致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6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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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火星“
“将要变成大火”。
①这样，阿苏之间的矛盾从思想观点上的公开论战迅速扩大为全面的对立行动。
在1960年11月举行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两者中择其一：“要么跟2亿走，要么跟6亿4千万走”
，②并指责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苏主义”。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对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观点逐个进行了批驳，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
③。霍查在讲话中批评了苏共领导的“三无世界”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等观点，接着指出，关于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等人在20大上“不是正确地、客观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事业的谴责是不正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没有赞同，也永远不会赞同用已经使用的那种方式方法谴责斯大林同志“。霍查指责苏联领导同南斯拉夫和解，”为它恢复了名誉“。他还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同一个讲话里，霍查坚持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的”伟大经验对所有国家都是具有普
①《阿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②即指苏联和中国。
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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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义的，是十分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所有领域中毫无保留地注视、执行和运用了这一伟大经验，并取得了成功“。他还透露说：”我们方面对苏联同志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包括党内机密和国家机密。这是我们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阿苏关系急转直下。
1961年，苏联先后撕毁两国间的所有协定，撤走全部援阿专家，中断贷款和经济、军事援助，断绝贸易、科技和文化联系，撤走驻发罗拉海军基地的舰艇。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霍查、谢胡等领导人是“为30枚银币而出卖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年11月1日，霍查发表讲话，对赫鲁晓夫的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并表示决不同苏共调和。同年12月，阿苏双方撤回了各自的大使。
在这期间以及从此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一反过去的说法，认为即使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我们劳动党和苏联领导之间在一些思想和政治性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
，“事实上，我们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1961年11月14日，霍查进一步自我夸耀说：“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在20大以前就产生了怀疑。应该说，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从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发现，苏联领导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粗暴地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早在20大上，我们就发现赫鲁晓夫有着某种同机会主义分子妥协的明显倾向。“
他们还称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叛徒”
、“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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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小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表示要”在各方面同修正主义永远划清界限“
，把与它的斗争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还不分具体情况地一概要求别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与它同样的态度和做法，否则，都被说成是“不坚定”和“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当时，在如何对待这场斗争的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