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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集中”。
在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这三年中，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的发展，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较快，小麦、玉米、葡萄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量增加了18～34％，增长幅度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但是总的说来，保加利亚的农业产值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34％，而B同期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64％。
它的农业发展无论与本B国的工业发展还是与中欧西欧一些国家相比，都显得十分落后。
此外，由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业企业落成投产或扩建，工业外延发展的势头迅猛，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和工业区。
从1946年到1960年，有40余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约占农村人口的8％。
这种迁移趋势在后来一些年份显得更为严重。
到60年代后期，保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并且形成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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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74）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61年春，日夫科夫在全国党政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1948～1962）
已于1960年底提前两年完成。
同时也指出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浪费大、效益低等现象，亟待解决。随后即采取措施遏止工资基金的超额增长，努力将投资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来，并取得一定成效。
1962年12月召开的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1964）的指示。它要求在这五年间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44％，仍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预计布尔加斯石化联合企业等大型工程将开始投产。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加利亚1961～1980年发展前景规划规定“在20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鲜明反映了当时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盲目冒进思潮。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表明，这五年的投资额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和。这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了383％，工业产值增长了74％，农业产值增长了171％。重B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了集中化和专业化过程。
国家还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改进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等一系列措施。
1966年召开的保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6～1970）
，要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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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大提高。
这时提出了使一切经济部门集约化和现代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确定这个五年计划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为重点，要求提高农业的集约化和效益。预定国民收入增长40％，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30％。到1970年，前两项指标均已完成，唯有农业产值只增长了184％。
B1971年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和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1971～1974）
的指示，国民议会随即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宪法。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加速实现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的一体化。预计国民收入将增加40％，人均实际收入将增加30％。
1974年国民收入实际增长447％。
B从1961年到1974年执行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774％，工业产值共增长34倍，农B B业产值增长60％，人均消费基金增长14倍。这个时期，国B民经济发展比较平稳，重工业基地陆续建立，农业的现代化有相当进展，同时加强了畜牧业发展，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1970年波兰事件之后，保共中央于1972年制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20年长远规划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鼓励城乡人民利用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等，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这期间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职工的收入增长，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开始进入人民生活。
70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住房。这个时期尽管保加利亚的经济经结构和农业经济中已存在不少隐患，但被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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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1）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但未找到新的管理模式。鉴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本国情况，保于1964年首批在40个企业试行以经济核算为中心的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
1966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全面推行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但因改革措施不配套，收效很差。
1968年保共中央提出全面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民主化原则阐述较多，落实的实际措施很少，流于空谈。
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受挫后，保加利亚于1969年着力于改变工农业经济组织形式，旨在实现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
在工业方面成立了120家经济联合公司，继而合并为60家。
在农业方面成立了集农业生产、加工和科研于一体的农工综合体。
1971年在全国800多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170个农工综合体，每个农工综合体平均占地24万公顷，拥有劳动力6400人。
这种变革并未使生产B经营单位摆脱国家行政管理的旧轨道、反而给它们带来冗赘的管理环节和桎梏。
（2）农业所有制向“一大二公”发展，给农业发展埋下严重后患。
1970年4月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农业继合作化、小社并大社之后进行第三次集中，即在全国普遍建立农工综合体。认为这样做能为将来“把合作社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及使两种所有制融合为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而且还能为“农业生产全面过渡到工业基础上，以便急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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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增产降耗“创造条件。
1974年国家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中止了加入农工综合体的农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和经济自主权，实行全综合体的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使农业生产资料进一步“公有化”。
农工综合体的规模一度大到包括几个乡的范围，尽管70年代中期曾将综合体适当划小，使其总数达到300个左右，但始终未再改变这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农业所有制的超前过渡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80年代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的凋敝埋下祸根。
（3）对经互会的依赖增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工业外延发展趋势加重。
40年代以后，保加利亚的经济计划和工业部门设置都是在经互会分工的基础上统一安排的，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息息相联。
尤其是在60～70年代，随着苏联、民主德国、捷克等帮助兴建的一批大型冶金、化工、机械、电子工厂的落成投产，保对经互会的依赖更加突出。60年代保加利亚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很快，工业部门的人均资金占有率不断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4，效益低下。
70年代工业部门的A劳动生产率虽略有提高，但是无法弥补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和经互会封闭的环境所造成的不符合本国发展条件和传统优势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科技落后状况。
第三节 保共党内斗争和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确立
保共中央在1946年四月全会作出批判契尔文科夫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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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决定以后，于1947年7月召开全会，又对当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强科夫和曾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当时任社会福利部长的台尔佩舍夫等人作出组织处理，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或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按照日夫科夫在1983年总结党内斗争时的说法，为了“保持上至司令部下到基层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
，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措施。
1961年10月日夫科夫率团参加苏共22大回国后不久，便提出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要求“完全根除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的一切残余。”12月保共中央解除他的行政（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962年11月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于哥夫（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契尔文科夫被指摘为“将部长会议变为第二个领导中心”的罪魁祸首。全会决定将契尔文科夫开除出党，免去于哥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还将长期任内务部长后又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仓科夫免职，一起进行批判。
日夫科夫随即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最高领导权于一身。
1971年制定新宪法后，日夫科夫当选为新设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不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但他兼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1989年。难怪60～80年代出版的保共党史都说，保共“八大”（1962年11月）标志着“四月全会路线取得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而“四月全会路线”就是日夫科夫时期的标志。
在日夫科夫确立领导地位的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息。
1946～1962年设立的集中营，对“思想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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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或反对本单位本地区领导而未被判刑者进行关押改造。
后来又出现过反对日夫科夫的政治事件。
这里有1964年的军人谋反案，有1968年破获的“反对日夫科夫第二中心”案，有长期以漫画和文字形式单枪匹马反对日夫科夫的知识界人士等。这些事件曾长期鲜为人知，近年才被披露出来。例如在1964年前后，曾在二战期间活跃于保西北部的游击队领导人托多罗夫（游击队中化名为戈鲁尼亚）
、克勒斯特夫等对日夫科夫掌权后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满，密谋起事，被内务部侦破。
为首的戈鲁尼亚被迫自尽，同谋军人数十名被分别处以监禁、流放等刑罚。次年，为抗议戈鲁尼亚案件的处理，在佩尔尼克等市出现了反对日夫科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小组。他们印发和张贴传单，秘密集会，均被抓获并判刑。又如1948年毕业于保美术学院的漫画家曹涅夫因创作讽刺日夫科夫的作品，被迫颠沛流离，屡遭监禁。
第四节 保共制定“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党纲和保苏进入“全面接近”的时期
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保共于1968年确认1947年制定的宪法已经过时，需要制定新的党纲和宪法。同年先后成立了以日夫科夫为主席的国民议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保共中央新党纲起草委员会，着手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保共新党纲和共和国新宪法直到1971年才由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