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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波兹南事件结束。
6月28日是星期四，人们称它为“黑色星期四”。
在这一天，直接死亡的有44人，后来在重伤员中又有19人死亡。
受伤者逾400人。直接物质损失达340亿兹罗提。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有600多人。经过审查，除3人被判刑外，其余全部释放。
波兰官方对波兹南事件性质的分析前后颇不一致。6月29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通社的公报：“本月28日在波兹南市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方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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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人民波兰好的名声上抹黑，为我们发展国际的和平合作制造困难。“
1946年7月18～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全会听取了第一书记奥哈布所作的题为《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作的《关于五年计划（1946～1960年）
》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全会重新评价了波兹南事件的性质，认为波兹南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对工人不关心造成，而阶级敌人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全会正式为哥穆尔卡等人恢复名誉和党籍。
不久，在1946年10月19～21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对波兹南事件作出了同七中全会不一样的评价。
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①
波兹南事件是战后波兰的第一次危机，它具有经济、政治和思想以及波苏关系方面的内容。这次危机动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信任，震动了全国，在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4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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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三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的转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46～960）的执行情况
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七中全会后，党内普瓦夫派和纳托林派的斗争加剧，波兰的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党内和国内都迫切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指明方向，摆脱危机。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个人就是哥穆尔卡。
1946年9月，参加中共“八大”从北京归来的奥哈布认识到，波兰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行事，不能再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他决定把第一书记的职务让给哥穆尔卡，他和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决定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实行必要的改革。
10月8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为准备召开八中全会连续举行会议。
哥穆尔卡应邀参加了政治局会议。
10月17日，《人民论坛报》公布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项公报，公报称：“政治局于10月12日研究了将要提交八中全会审议的问题。
哥穆尔卡出席了这次会议。“
公报言简意赅，向波兰人民宣告：哥穆尔卡已经复出，回到党的领导岗位。
194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在华沙召开。这次全会是在异常紧张和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的，因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希望它成为波兰历史上的一次转折，为推行改革，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新的前景。但另一方面，在波兰党内外和国内外都存在同这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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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相反的势力，而苏共领导人的怀疑和反对更极大地增加了局势的危险性。
八中全会开幕的那天（19日）早晨，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他们力图阻止纳托林派被赶出政治局，不让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与此同时，驻波苏军正在向华沙调动对全会施加压力。
11时，奥哈布宣布八中全会开幕。他建议会议的议程有三个：（1）增选4名中央委员，即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2）选举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3）制定国家继续发展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奥哈布通知大家：“由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抵达华沙，他们要求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全会一致同意增选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哥穆尔卡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至此，会议中断。
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在机场上，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大声申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西伦凯维兹立即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哥穆尔卡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给任何人！”
苏共代表团在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下榻，在那里开始了紧张的波苏谈判。
在双方会谈中，苏方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
，他们最担忧的是害怕波兰退出华沙条约。
当时确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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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做。但哥穆尔卡的愿望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他向苏方表示，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哥穆尔卡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这之后赫鲁晓夫等人的一切疑虑才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在波党政治局的组成问题上让步。
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华沙回国，双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会谈。
10月20日，八中全会复会。
首先由萨瓦茨基介绍同苏共代表团谈判经过。接着由哥穆尔卡发表纲领性的讲话。他的这次历史性讲话是通过电台直接向全国转播的。波兰人民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讲话。
哥穆尔卡以惊人的自我克制和不带任何个人恩怨发言，冷静地分析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弊端。他赞扬六年计划在国家工业化方面的成就。但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靠的是粗放的办法，即扩大就业，加班加点，而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他指出，花了巨额资金建设起来的新工厂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机器设备迄今根本未被利用。出现了流通的货币过多而商品供应不足的危险现象。这种错误政策，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农业问题，他特别反对忽视农业，尤其是私人经营的农业。
他反对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他指出：“从1949年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六年中，党发动了争取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成立了大约1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大约占6％。
……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如每一个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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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土地可供利用的国家的情况一样，农村政策的特点应该是不断努力加紧农业生产。要使波兰能够靠本国的资源来养活本国的人民，只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每一公顷土地的农业产量。“
①他指出，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有国家补助，但他们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个体农业。
哥穆尔卡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其他弊病（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及其恶果，提出了调整工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建议。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苏）关系时，哥穆尔卡说，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互相援助的原则之上。
围绕着哥穆尔卡的讲话，全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会对主管公安工作的贝尔曼和主管经济工作的明兹再次进行了批评。
10月21日，八中全会根据哥穆尔卡的讲话，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
八中全会采取差额和秘密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新的政治局由9人组成。罗科索夫斯基在选举中落选。他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他的落选和哥穆尔卡当选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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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书记，意味着纳托林派和苏联干涉的失败。
八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被称为“十月的春天”。
八中全会后，波兰党和政府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法纪，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共释放了700名政治犯。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其中有国家军、农民营、人民军和在西方参战的波兰官兵，还有各方面的政治家以及因“右倾民族主义”而受牵连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干部，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主管公安工作的原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被开除出党，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第10厅厅长罗姆科夫斯基等十几名高级官员被判刑。
波兰党和政府调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在贝鲁特时期，由于执行左倾政策，国家和教会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在1943年9月被捕。
1946年10月，维辛斯基恢复自由，回到华沙，重新履行红衣主教职务。
12月，国家同教会签订了关于国家同教会关系的补充议定书，使国家同教会的关系重新正常化。
波苏关系在波兰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苏关系的不平等状况，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调整波苏关系刻不容缓。八中全会后，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一批苏联军官返回苏联，由斯彼哈尔斯基接替国防部长职务。
1946年11月14日至18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称，波苏两国的联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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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
①双方清理了若干财政帐目，波方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取消波兰欠苏联4亿美元的债务；波兰停止向苏联廉价供应煤；1947年波兰将得到苏联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和140万吨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