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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 �
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没有坐下，喊道：“侍者！”没人答应。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碟子里还有一块糖。
“没有人吗？”
衣钩上挂着一件大衣。在独脚小圆桌上有几个黑纸夹，里面夹着一叠叠的画报。我屏住呼吸，捕捉最轻微的声音。私人楼梯在轻轻响动。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我紧盯着楼梯，倒退着出来。
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时顾客稀少。法斯盖尔先生患了感冒，准是打发侍者出去办事了——也许是请医生。对，只不过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我走到绕绳街街口时，转过身来，厌恶地端详那灯光灿烂却荒寂无人的咖啡馆。二楼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正去什么地方。我沿着码头跑，拐进博伏瓦齐区荒凉的街道。房屋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逃跑。我焦急地一再自问：去哪里？去哪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有时我的心怦怦跳，我猛然转身，我背后出了什么事？也许它在我背后开始，而我突然向后转身时，已经太晚了。只要我能盯住物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我尽可能地盯住地砖、房屋、路灯，我的视线迅速地从这些物体转到那些物体，以便出其不意地打断它们的变化。它们的模样不太自然，但是我拼命对自己说，这是一盏路灯，这是一个界石形状的小喷泉，而且我试图用强烈的目光使它们显出日常的面貌。我在路上遇见好几个酒吧，其中有布列塔尼人咖啡馆和海员酒吧。我站住，看着它们粉红色的罗纱窗帘，犹豫不决，这些封闭式的小酒店也许被幸免，也许还保留着昨日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被遗忘的部分。但是我必须推门进去。我不敢，便走开了。我特别害怕房屋的门，怕它们自动打开。最后，我在街心走。
我忽然来到诺尔船坞码头。几只渔船和小游艇。我的脚踏在嵌在石头里的圆环上。我在这里，远离房屋，远离门，我将得到片刻的休息。在有小黑点的、静静的水面上，漂着一个瓶塞。
“那么水下呢？你没有想到水下会有什么吗？”
一个虫子？一个半陷在泥里的大甲壳虫？它那十二对脚爪在泥里慢慢地挖。它有时稍稍抬起身子。在水底。我走近观看，等待一个旋涡，一个轻微的波动。瓶塞静止不动地待在黑点中间。
这时我听见人声，正是时候。我转过身继续走路。
在卡斯蒂格利奥讷街，我赶上了两个正在说话的男人。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大吃一惊，一同转过身来，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看我的身后，惟恐还有别的东西。那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害怕？我超过他们时，我们相互对视，差一点就搭上话了。但是，他们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能随便和人说话。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时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
我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布利贝街。是的，命中注定，我得再去图书馆，试着拿起一本小说看看。我沿着公园的铁栅走，远远看见那个披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荒凉的公园里。他的鼻子现在和耳朵一样红。
我正要推开铁栅门，便被他的面部表情吓呆了。他眯着眼睛，似乎在傻笑，一副痴和虚情假意的神气。而与此同时，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看不见的某个东西，眼神冷酷而强烈，以致我突然回过身去。
在他正对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抬起一只脚，半张嘴，尖尖的脸往前探；她一面神经质地扯头巾，一面呆呆地看着他。
男人在对自己微笑，仿佛即将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突然站起来，两手伸进一直垂到脚边的斗篷的口袋里。他走了两步，直翻白眼。我想他要跌倒了，但他仍然在痴痴地笑。
我突然明白了，那件斗篷！我本可以阻止这件事，只要咳两声或推开铁门就行了。但是小姑娘的表情使我呆住了。她满脸恐惧，心肯定在猛烈地跳动，但是在这张老鼠脸上，我也看到一种强烈和邪恶的东西。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在外面，在公园的边沿，在他们小小的悲剧的边沿，而他们呢，他们被暗暗的强烈欲望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想看看当我身后的这个男人敞开斗篷时，那张显老的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突然间，小姑娘得到了解脱，摇着头跑开了。穿斗篷的人看见了我便站住了，在小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便缩着脖子走了，斗篷边碰着他的小腿。
我推开铁门，一下子跳到他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喊道。
他战栗起来。
“城市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有礼貌地说。
我走进阅览室，从桌上拿起《巴马修道院》，想聚精会神地读，在司汤达的明媚的意大利寻找庇护。但我只有短暂的、断断续续的幻觉，不时地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在我对面，一个小老头在清嗓子，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椅子上遐想。
时间在流逝，玻璃窗完全黑了。科西嘉人正在办公桌上给新进的图书打钢印，不算他，我们是四个人：那个小老头、金发青年、一位正在读学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还有我。有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抬起头，迅速地、疑虑地向另外三个人看一眼，仿佛害怕他们。有一刻小老头笑了起来，年轻女人便全身发抖。我从反面认出了他看的书，这是一本轻松小说。
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摁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参观布维尔博物馆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待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入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画家，陶瓷玻璃工艺家，农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作家。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毕恭毕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