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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与“ 评报”的成分，语言风趣些，点评深刻些，神态自然些，也包括肢体语言的运用。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读报火爆荧屏
四、始料不及的跟风，读报火爆荧屏
杨锦麟的读报，给内地媒体的冲击是从“ 惊艳”开始的。
《有报天天读》卖的都是二手货，但对信息相对闭塞的内地来说，都是紧俏货，这体现了凤凰的经营之道。
报纸有地域限制，杨锦麟的读报打破了这个界限。这个定位很特别，其实读报纸文摘是国内不少电台都有的节目，为什么杨锦麟把它搬上电视就这么红火，除了出身名门，还就是它所拥有的独特的信息源。读者的好奇，外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世界的，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关注凤凰，对内地媒体而言，比一般观众还多了一层意义。凤凰每一个新节目的推出，每一个新主持人的加盟，都可能引发内地媒体一个冲击波，这里既有同行之间的推波助澜，也有对内地媒体改革的一种期盼和促动。
凤凰一年一个台阶，先是解决了凤凰有没有的问题，尔后是大事发生凤凰在不在的问题，再后来就是“ 大事发生第一时间看凤凰”特殊地位确立。对普通观众而言，“ 大事发生”，迫切需要满足的是好奇和解渴，观点和立场，想听听凤凰到底是怎么说。因此，对媒体人而言，凤凰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格外关注。
1月6日，当一个全新的栏目《有报天天读》出现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午一点的屏幕上，用“ 简陋”来形容这档新节目确实不为过，时间简陋的只有短短十二分钟，且是非黄金的午间时分，包装也不过是杨锦麟自备的唐装、茶盏、条幅和一台电脑。甚至他那口厦门口音的普通话，也成了节目的标志之一，当然这是在杨锦麟成名之后。凡此种种，对内地观众而言，的确是一种“ 惊艳”。
接着，当《有报天天读》播出时间增加一倍，观众热捧，广告商另眼相看的时候，内地的“ 读报”节目也风生水起。
从杨锦麟肇始，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荧屏读报时代，各类媒体互动互融的时代：2003年7月，新登场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读报，报纸摘要；湖南经视综合频道《T2特区》，晚九点，主持人王燕号称另类读报；由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第一时间》栏目改版，马斌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再后来，许多地方台都有自己的读报节目，南京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中《孟非读报》；东方卫视《看东方》栏目中《早报早知道》；北京卫视的《第七日》早间节目《北京你早》，连内地颇有名气的央视《半边天》，主持人张越也开始搜罗女性类新闻，给大家读报……更多的读报节目在各频道登台亮相。
如果说，杨锦麟的读报是午饭正餐后的“ 点心”，而京城和沪上的节目更像是广东的“ 早茶”，时间更抢在了杨锦麟的前面。
一切从模仿开始，这些读报节目，电脑屏幕、电子笔，甚至茶壶，都全部照搬。对此，杨锦麟分析说，读报类节目相对于有现场、灯光、乐队的谈话类节目，成本接近于零，这是大家都跟风的原因。读报的贡献在于“ 电视新闻也需要对新闻的解读和价值的判断，读报的出现，恰恰实现了它在信息量上的加厚、加深”。怎么说和说什么，成了两个拓展空间。
在内容选择上，杨锦麟基本以海外媒体居多，打了一个时间差和体制差，每天看到报纸和录制的时间间隔只有两小时，没有稿件，也没有审查，而内地的读报节目几乎读的都是观众能看到的报纸。
喻国明评价：“ 事实上，杨锦麟读报是以内容取胜，他利用体制差，开辟了一个对内地观众而言相对新鲜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体制优势。他在内容选择上的优势，就是他的独有价值，也是他的读报之真正魅力所在。”喻国明又说：“ 杨锦麟的个性化表达、点评、说话方式等都很独特，而且有着跟自身积累有关的一针见血式的把握，也构成了他的读报魅力。”
马斌说：“ 新闻每天发生，各方说法不同，一样的新闻，听听我的声音。”重视对资源的再利用，并采纳更为开放的态度去探索这种高效节约的制作方式。要将观众牢牢固定在自己的节目上，并不能一味单靠第一手的新闻资讯完成，而是利用第一手资讯，加以整合与运用。马斌认为，电视读报有“ 秀”的成分，得讲究形式感，否则会给人带来视觉疲劳。在观众眼中，他是一个有亲和力、有个性的主持人。
面对电视节目盲目克隆、跟风而上的恶习，面对越来越多的读报，杨锦麟想对这类电视报摘类节目提个醒：电视读报类节目，不可能代替其他新闻节目的主体地位，只能作为对电视媒体自身新闻资源不足的补充。利用电视摄录制作的电视新闻才是电视的独特魅力，其产生的现场感、主动性、直观性是其他媒体难以达到的。电视节目要始终重视原创新闻的份额和地位。如果电视新闻过多地开设报摘类节目，过多地实行拿来主义，无疑是舍本逐末。杨氏母版拷贝之后，内地电视“ 读报”将何去何从。
五、“ 杨先生到哪里去了”
新闻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传播始终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传播途径，而个性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的回归，使得大众传播获得了人际传播的某些特征和优势。一个节目在观众中树立一定品牌之后，观众对他总会有所期待，希望从再创作中看到事件存在的另一面。
读报并不是简单的报纸信息摘要，而是一种有包装、有品牌的信息产品，凤凰的读报节目一定是凤凰牌的，不管信息素材如何获得、如何使用，但最终产品一定加上自己牌子，换上自己的组合思维方式，印上自己的节目风格。杨锦麟认为，国内清谈节目的主持人大多没有平面媒体从业经验，表达的全是幕后人员的想法。他强调，主持人要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积累和把握，对说什么、不说什么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对怎么说应表现出作为主持人的高度。新闻在于价值判断，看问题要一针见血，并给人以力量和启发。
“ 我是《有报天天读》的忠实观众，真不明白为什么凤凰要把这样一个有号召力和收视率的节目从中文台拿下，个中的缘由我恐怕能猜到一点，但是观众喜欢，这就是最大，这就够了。真希望《天天读》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中文台，重返13∶00，这可是午餐之后的精神食粮啊。”这是《有报天天读》一度从中文台转移到资讯台那段时间，观众中有代表性的声音。还有观众同时做起杨锦麟的工作，来信道：“ 杨先生应该知道《天天读》的魅力和威力，希望杨先生也能争取一下，让《天天读》重返中文台，满足我们观众的希望。”恭维、拉拢兼利诱，无所不及。直到《有报天天读》重返中文台，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为这种“ 非同一般的喜欢”佐证的是，某天杨锦麟外地采访或休假，没有出现在屏幕上，网上追问的帖子没完没了：“ 杨先生一来事务繁忙，二来懂得劳逸结合，大假照放，我很欣赏。我作为一个忠实观众，提一个小小要求，找一个合格的生产者。”这是刁钻的；“ 观众利益无小事”，有的还“ 劝喻”他要他敬岗爱业。“ 杨先生去哪里了？得知杨锦麟去美国度假，我坐在电视机前情不自禁的笑了，好多天的愁云和疑云随你的出现一下子在我脸上和心里化开了，在你失踪的这些天，我得出一个结论，凤凰读报与杨锦麟共存亡。”
当然，有更多观众关心杨锦麟的身体，有人甚至关心上节目时茶杯里是否真的有水。还有观众建议，把主持人旁边的一盆假花换成兰花、盆景。
对此，杨锦麟自己调侃说：“ 读报节目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老年人眼睛花又关心时事，有个人为他们读报确实很方便。有时在某个问题的看法上会和他们有分歧，他们对历史很了解，会引经据典地和我辩论。”
对于打探自己的去向，期盼他早日归来的观众，杨锦麟每次回来都会给观众一个交代，宛如老朋友一般。
久而久之，《有报天天读》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如若某一天，杨锦麟没有按时出现在屏幕上读报，接替的人一定会首先报告杨先生的行踪，何亮亮先生如此，杨锦麟在《周刊点点评》时的搭档周瑛琦同样如是。而杨锦麟也会在回来的第一时间向观众说出此行的感受，包括趣闻。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一起走过的岁月
第十二章 友朋情谊，榜样力量 ——曹景行与杨锦麟
一、一起走过的岁月
时至今日，杨锦麟依然经常提起，加盟凤凰卫视，他特别感激的，除了老板刘长乐、“ 院长”王纪言，还有一个人给了他转行的勇气、榜样的力量，他就是曹景行。
曹、杨这两位经常被观众、媒体戏称为“ 老头儿”的重量级人物，过往经历、职业生涯惊人地相似。凤凰的《时事开讲》使得他们在屏幕上重新找到了对方，延续了他们过往的交情，也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分野—— 一个是擅长接球、需要对手、无所不晓的知道分子，一位是对着空镜头、滔滔不绝的意见领袖。得益于凤凰的再就业工程，他们的个性充分地展露并释放了。
同样出生内地，曹景行长杨锦麟六岁，俩人身上都烙有那个时代的鲜明标识。当年，两个不同的家庭，被同一场政治运动裹胁，各自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作为“ 老三届”，俩人同在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高中生曹景行去了安徽皖南的茶场，初中生杨锦麟则奔赴福建闽西武平。“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1978年，他们幸运地成为一代骄子、超龄大学生，又偏巧都读历史，毕业分配分别去了各自的大学、研究所。也是在1988年，曹景行、杨锦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香港，同样以“ 新移民”身份，一切从头来过——不断地跳槽、变换角色，他们切切实实经历着由“ 事业单位、样样有人包办”到“ 个体劳动、无人理会”快速而彻底的转变。
那时候的香港，大陆的学历一概不予承认，老曹和老杨，说来也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一纸空文，倒是过往多舛的经历、积淀成为他们融入香港社会的名片。仿佛是不约而同，媒体这档在香港被划为“ 特殊行业组别”的营生，却开启了他们二人在香港的全新职业领地。
曹景行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亚洲周刊》做撰述员，原先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打下的底子，有了用武之地，恰到好处地派上了用场。而此时的杨锦麟，除了忙于和朋友合伙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外，也在为这家周刊撰稿。没过多久，曹景行升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后来又到了《明报》任主笔，杨锦麟则先后担纲《快报》、《香港商报》的主笔。当两人的高论渐渐在香港纸媒圈里赢得名声，生活也开始滋润起来的时候，一次偶然的“ 触电”，使得他们联手做了件在当时看来是“ 了不起”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