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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杨锦麟非常疼爱、怜惜这个自己三十出头才得到的女儿，何况小家伙又是那样聪颖、乖巧。家庭原本的和睦甜美、举案齐眉，又因为这个小天使的降临平添了欢乐，生机盎然。
杨锦麟该心满意足了。
不知为什么，杨锦麟反倒生出了几分惆怅。
厦门依然是安逸而平和的，是讲求唯美和放松的，透着一种既高贵又平实的精神风味。但到了雨天，寻常巷陌里，一座座花墙，一层层台阶，一串串的人生故事，似乎总是在向杨锦麟昭示着什么。
机会只是一个偶然。
1988年，杨锦麟依然再一次地选择了离开。与二十年前的那次离别完全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主动与故乡厦门挥手告别。
说起来，这是杨锦麟第三个逢五的年份，浑沌未开、乳臭未干的童年不在此列。
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五岁，冥冥之中于杨锦麟总是动荡之年、多变之秋，也是机会之所在——要说完全出于巧合，实在是太过凑巧，而宿命也不见得是全部答案。总之，这些个年份，杨锦麟总是和命运中某些不可名状的因素不期而遇。
十五岁下乡，火车开动的时候，杨锦麟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二十五岁考上大学，虽然依照正常情况该是毕业的年龄，但他仍是那个年代不多的幸运儿。要知道，高考录取比例那时只有个位数的百分比。三十五岁，已是离开“ 而立”的憧憬，即将踏进“ 不惑”的年龄——说年富力强是对自己的安慰，心底下中年的惶恐已渐渐袭来。1988年，就在三十五岁这个当口，杨锦麟挈妇将雏，跨过了罗湖桥……
“ 静静的林子里有两条路，两条路有不同的景致，我选择一条走了下去，回头想想另一条，该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带给人不同的境遇。选择使生命丰富，使生命之花绚丽多彩。
香港，这是一片对杨锦麟充满着诱惑又完全陌生的天地。香港的自然地理环境接近热带，这里蓝的海，红土的山崖，泼刺妖异的植物，浓得化不开的景物，杨锦麟姑且不算太陌生，但这里明显的殖民地怪异的风土人情，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使他既新鲜又陌生。而从他长成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这里的现实，眼前的一切都几乎是刺激的、犯冲的，水火不相容。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凭借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自由贸易、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优势，方便的营商环境，高度的法制精神等特点，已进入高速多元发展阶段，成为全球贸易、航运、金融、商业、通讯、制造等六大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作为一名学者，杨锦麟对香港历史、发展沿革，以及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了解，应该说是已经高于一般人，包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然而，这些都仅限于理性层面的认识。如今，他将要作为一个新移民，实实在在地呼吸，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新的一页将如何展开。
还是要追溯杨锦麟的过去，感谢他与故乡的渊源——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大学研究所的根基、养成，厦门的润泽同时给了杨锦麟庄敬之外的灵敏，顺时而变的鲜活。杨锦麟很快明白，他必须抛下过去的所有，一切从零开始。
杨锦麟告诫自己，要紧紧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二、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初来乍到的日子，香港给外来者杨锦麟的不都是笑脸、礼遇。
街道上没有尘土，也不见遍地黄金；国际最顶尖的时尚资讯与巴黎、纽约、伦敦同步销售，旗舰店价格自然也与世界等量齐观；人们衣着光鲜，可以品尝到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却也步履匆匆，手停口停；相互间彬彬有礼，同时又保持距离，各有各的算计。生意失败，股票崩盘，楼市暴跌暴涨，合伙人走佬；亿万富豪和街头露宿者，炒老板鱿鱼和被老板炒的，坑蒙诈骗和慈善捐赠……当代资本主义最先进与最肮脏、最合理也最残酷的现实，就这样赤裸裸、活生生，一古脑儿地倾泻在自诩对此尚不陌生的文人杨锦麟面前。
性情豪爽的杨锦麟果然是相当勇敢的冒险家。
多年以来，尽管杨锦麟一路成功，但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地延续，而是时时起身告别辉煌，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这一次，他仍是言起立行，咬紧牙关重新开始闯荡了。
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挑战自我生存能力的底线，以文谋生、专栏写作的路渐渐显出了机会。在内地，能在报纸杂志上开设专栏，首先突出的是名望和地位，而稿费只是象征性的。但在香港，对杨锦麟而言，养家糊口才是第一要务。“ 有过半年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靠的只有我这一只笔。”香港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做手停口停。想必对此，杨锦麟的体会尤为透彻。
不断地寻找工作，不停地变换身份，曾经有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杨锦麟一家搬了三次家，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为了减轻房租和经济压力。
卖文、同时包揽几家报刊的不同专栏，除了必须掌握超乎寻常的大量资讯，思路、笔头要快，更需要有见地和趣识。做到言之有物，这绝不是轻而易举，一挥而就的。
香港的高度自由和高度发达，给新移民杨锦麟的压力，充满了无奈，但是很快变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新鲜刺激。他甚至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香港提供的资讯空间可遇不可求——如此广阔而多向度的视角，杨锦麟因此而获得了观察、打量两岸三地样貌的最佳视点、最佳维度和最佳方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锦麟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新生。
生活的磨砺、香港的视野，杨锦麟的眼界越来越宽，笔头越磨越活。写作，不停地写，最多的时候，杨锦麟每天至少写近万字，然后分别派给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内地的报刊，第二天，印有杨锦麟、陈子帛间或还有其他笔名的文章四处飘散，那新鲜油墨的芳香让他陶醉、满足，这既是精神的，也是实实在在物质上的收获。
历史上，读书人所标榜的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杨锦麟关心时事政治，尤其是两岸关系的洞悉，既是研究者使命的延续和伸展，也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良好愿望，即使他已经是一名香港人。书生言责，言论报国，专栏作家陈子帛的名字在圈子内越来越响亮。尤其是他对两岸关系的透视，同时受到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
可以写一些东西，点评一些事件和人物，尽一点言责，感觉幸福极了。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频频变换身份
三、频频变换身份，一年三次搬家，为了减少差饷
专栏作家的辛苦，无论是盛名如金庸、才华如董桥、笔健如林行止、张五常，外人看到的往往是名利双收，做起来其实无疑于苦行僧。关于这一点，亦报人亦文人的香港几大才子的笔下，都有这样那样的具体描述。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说的是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专栏作家的写作过程：第一步是找题材，早上六点闹钟一响，这位老兄开始想题目，想到十点十五分起床还在想。赖床上的那段时间，他通常都打开电视看新闻，翻看当天的报纸。无甚收获的时候，他依然想的是专业的专栏到底不能写女人的内衣，虽然电视、报纸这类广告多得惊人，给人印象至少美国八成国民生产总值靠的是女性内衣裤，他坚持着“ 题材要有点分量的‘肉’才行”的职业操守。想着想着，他已经走进家里的工作室，“ 职业作家必须在家里工作，文思一来可以剪趾甲”。他还坚持，职业作家必须在家里工作的第二个理由是随时可以抓痒，一个手不够，两个手一起上。这在办公室是办不到的。
吃了午饭，这位老兄继续想财政赤字的问题，职业专栏作家不能不查资料做研究，他于是打电话给他的研究助理……
这便是董桥大才子，利用自己的专栏，披露兼调侃美国的同行戴夫·巴利的写作必备和操作技巧。而这样的戴夫的排场——“ 赖休四小时十五分，剪趾甲迎接文思，研究助理提供资料……”是杨锦麟的这位同乡做梦也梦不到的。董桥通常凌晨才从报社下班回到家，在书房里一通乱翻书架或者是发呆，天亮之前的短暂时间，才是他最奢华的时段，快速地记下每一个闪过脑海的字句，然后交稿。为此，董桥颇为洋洋得意，自己每天写下的字数，居然比戴夫多得多，而且不必靠剪趾甲激发文采。
杨锦麟的景况，自忖连董桥还不如。毕竟人家是报界名流，笔耕不辍或许在于个人嗜好，亲自操刀更是有助报纸销量，至于谋生和“ 谋名”都在其次。杨锦麟则不然，同时延揽数个专栏，一家人穿衣吃饭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衣食足方可知荣辱，才有资格纵论天下。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香港迫使杨锦麟做出的现实选择吧。
“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主持《信报财经新闻》和《信报财经月刊》两刊国际政经评论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外界所赞誉的“ 傲人的公信力”的建立，春秋之笔也好，“ 闲读闲笔”也罢，可供支配的仍是夜晚离开报馆以后的时间。
杨锦麟又何尝不是如此。专栏作家的营生，找题材查资料的过程，杨锦麟并不例外，夜耕苦思的经历于董桥、林行止等相差无几。每每炮制他的专栏的时候，经常已是深夜时分，借着酒劲下笔，往往如有神助，常年如此。直到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亮相荧屏，多年的规律生活，才被彻底颠覆。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杨锦麟的经历也算不上有什么特别——比香港出生的同行多了一份内地背景、知青烙印，以及学者履历，尤其是对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然而，作为一个愿意承担言责使命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悲天悯人的博大；说理论做文章他不矫情做作，秉持言之有物。敏锐的观察、研判，使得他的心得是即时性的，反应快速，而他的不少新观点又是自己的，富有见地。从深谙世事、人情练达到言责担当，从鞭挞褒奖到笑语调侃，这恰恰是杨锦麟的浪漫。
专栏作家的名望开始得到巩固，杨锦麟又琢磨着把自己变成一位圈内人，名副其实的传媒人。香港的机会多，挑战多，压力更大，而这愈发激活了杨锦麟顺应环境的能力，实力也在不断地壮大，弹跳力度更高。白天，杨锦麟开始穿行在供职的公司、网站，偶尔也以嘉宾身份客串某个电视台的节目。他还一度成为一家综合性政论杂志的执行主编，忙得不亦乐乎。像往常每一次转换一样，杨锦麟的每一新的选择都带给他拓展的空间和尽情施展的舞台。
频频转换身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增加收入，为稻粱谋。一年间，杨锦麟曾三次搬家，就是为了减少每月差饷的开支。
四、职业报人生涯，从夜的香港开始
相信许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夜晚才是香港的开始。对报人而言尤其如此。
每天下午四点之前，老编们纷纷赶回报馆。翻阅当天的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