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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金
台湾采金始于三百年前。旧志称郑氏末叶，遣官陈廷辉往哆啰满采金，老番讶之曰：“台其有事乎？”或问之，曰：“日本采金而荷兰来，荷兰采金而郑氏至，今郑氏又采，其能晏然耶？”已而清军果入台。语虽不经，亦足以知采金之古。《海上事略》曰：“郑氏时，上淡水通事李沧请取金自效，监纪陈福偕行。至淡水，率宣毅镇兵，将至卑南觅。土番伏莽以俟，曰吾辈以此为生，汉人来取，必死战。福不敢进，归至半途，遇土番泛舟贩。福攻之，禽其酋，获金二百两。令道取，不从。”又曰：“金出山后，其番为傀儡种，人迹罕至。自淡水乘蟒甲，自西徂东，返而自北而南，溯溪进，匝月方至。土番善泅者从水底取之，如小豆，藏之竹簏，或秘之瓿■，间出交易。”《番境补遗》曰：“哆啰满产金，淘沙出之，与瓜子金相似。土番熔成条，藏巨甓中，客至每开甓自炫，然不知所用，近岁始有携至鸡笼、淡水易布者。”《台湾志略》曰：“港底金在蛤仔难内山。港水深且冷，生番沈入，信手捞之，亟起，口噤不能言，。。火良久乃定。金如碎米。”据此数说，则台之产金已久，而多在东北。乾隆三十六年，波兰人麦礼荷斯奇谋拓台东，与马波奥时科番战。番降，献金二十斤，银八百斤，皆此地之产，其地为今之瑞芳附近。然则台之产金早为外人所涎矣。光绪十一年，法事已平，巡抚刘铭传筑铁路。十五年，架八堵车站之桥，工人入水造础，偶见沙中有金，取出淘之。其时造桥监督，为都司李家德，广东顺德人，曾游美国，而路工亦多闽、粤人，有至新旧金山者，闻之争取。居民亦从之，各获利，每两易银八两。十六年九月，采者三千余人，地亦日广。十七年八月，出示禁止。而逐利之徒昏夜偷取，犯者多。基隆同知黎景嵩议归官，巡抚邵友濂许之。十八年二月，奏准开办，设金沙总局于基隆，瑞芳、暖暖、四脚亭、六堵、七堵、顶双溪各设分局，派员理之。采者领照纳税，驻勇弹压。是年冬，商人金宝泉禀请承办，每年认缴二万两，一切费用及勇饷，悉由支理。许之，以十九年起，撤局归商。而自十八年二月至岁终，计收厘金二万七千一百十二两余。除开局费一成，并新勇一哨薪粮、衣器、帐房等款，实剩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两余，以此划入海防费内，奏明存案。未几金瓜石、大石坑亦发见金苗，采者日盛。时金价颇廉，每两在山易银十八圆，后渐贵，岁可值银一百数十万圆。而台东之斯城、秀姑峦、花莲港、得其犁，宜兰之苏澳、叭哩沙等，横亘六十余里，亦有金苗。然以开辟未久，野番出没，居民辄遭害，取之尚少。
阿片厘金
台湾之有阿片，始于荷兰之时。荷人贸易以此为巨，消售闽、粤两省，渐乃及于内地。当明之际，华人已有吸用，然仅以为药。故《本草纲目》谓之合敷融，或曰阿芙蓉，则以罂粟实之浆而熬之也。阿片出印度，以此为国课之大宗，而突厥、埃及、波斯皆有产。上者曰公班，则黑土也，味浓力大。次曰白皮，又次曰金花，则红土也。台湾之销阿片，其始多用黑土，继乃合用红土，价较贱，故吸之者众。乾、嘉以来，宇内无事，上自士夫，下至走卒，莫不以此为乐。及道光十八年，下诏禁止，以林则徐督两粤，毁英人阿片一万三千六百余箱。英人不服，遂至构兵。台湾道姚莹亦奉旨禁止，初犯者刑，再犯死，一时阿片几绝。然英人辄以夹板至鸡笼，潜与奸民授受，而易樟脑，山陬海澨犹有吸者。及媾和后，徐宗干任兵备道，著《防夷论》，又谋禁止。其言曰：“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民何以日贫？吃烟愈多也。以每日每人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富贵贫贱良莠男女约略吃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耗银十万两矣。”而台人亦自立禁烟公约，吸烟者几不以人齿，雷厉风行，一时殆尽。咸丰元年，洋商始来贸易，照例征税。十一年，设厘金局，以阿片为大宗，谓之洋药。同治五年，淡水同知王镛详请入口阿片，不论内地已征与否。每箱征厘五十圆。大吏许之。岁率十余万两，而安平之入款亦如之。光绪五年，改归道署，召殷商揽办，各地设局，按枚烙号，始得出售市上，否则以私货论，充公而重罚之。然走私者时有所闻，而局员防不胜防也。十年，法人之役，南北禁港，商船杜绝，阿片不至，市价日昂，每箱涨至千圆。兵备道刘磝奏言：“台湾通商，以洋药为大宗，每年进口售银四五百万两。今法人封口，洋药不通，曾经绅耆公请，从权划出官庄，准民自种，照例纳税。”于是嘉、彰各属多有种者，其味较淡，而云南、四川、福建亦有产。然台湾销者以印土为多，洋人运来易货，台商亦自采办。台南贩土之商合设一会，曰芙蓉郊，轮年值理，每箱征费二圆，以充义举。售烟者曰芙蓉铺，亦有公会，销用之广，几于粟、米、麻、丝矣。先是，商人陈郁堂揽办台南阿片厘金，欠款四万六千两，防务之时，军费浩大，叠催不缴。巡抚刘铭传札饬撤办，提辕讯究，而磝仍任之。铭传大怒，以其通同作弊，奏请革职，磝遂以此获罪。
台湾阿片进口表（略）
台湾征收阿片厘金表（略）
卷十九 邮传志
连横曰：台湾海国也，四面皆水，荒古以来，久不与世接矣。而高山摩汉，平野生云，兽蹄鸟迹之交，为土番盘踞者又不知几千载。夫台与闽、粤比邻，顺风扬帆，克日可至。隋代既镇抚东番，宋人又从而贸易，而皆不隶版图，则以交通未便也。明季葡船发见此土，荷、西二国遂分据之，各主其地；中间数百里，抑未有往来者焉。当是时，台湾之名远播欧土，而日本之八幡船亦出没海上，瀛壖片壤，遂为东西洋人交接之区矣。延平相宅，万众偕来，闽、粤之人扶携而至，闽居近海，粤处山陬，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而交通辟矣。归清以后，拓地日广，南船北马，昔昔往来，而陆输海运仍从旧辙，尚未足以促群治之进也。及刘铭传任巡抚，乃立富强之策，购轮船，筑铁路，设邮递，通电线，经营布置，面目一新。惜功未全成，而解任去，宁不可恨！然铭传之功，固宜特书而不容泯者。记曰：“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今试著于篇，曰陆运，曰海运，曰邮电，而灯台附焉。
陆运
台湾当郑氏之时，统治仅及承天，半线以北，尚委荒芜，唯巡防一至而已。清人得台，沿用旧法，置驿戍兵，渐及北鄙。康熙三十六年，仁和郁永河始至北投采磺，其时斗六门以上，犹是未辟之地也。中叶以后，至者日多，南达琅■，北及三貂，而台东之远且有至焉。然自极南以至极北，计程几八百里，行者须十三四日，急亦八九日，而溪流广漠，每逢大水，阻遏不前，或至浃旬不渡。且台之陆运仅借人力，未曾以车马往来，其驾牛车者，但为载糖输谷之用，日行二三十里。牛车之制，夹以两轮，轮径几二丈，每辆可载十石，笨重难行。其有溪流者，则多用筏焉，台人谓之渡。曰官渡，由官司之，不取其赁。曰义渡，由乡司之，而收其税，以充善举，或为寺庙香火，请官准给。曰私渡，由民司之，以载客货，而时有勒索之弊，有司示禁，其风稍息。溪之小者多架竹桥，或积石为杠。深山大谷中，则多缚藤桥，两旁系于巨树，长十数丈，人行其上，如步虚空，摇荡殊甚，懦者至不敢过。然山居谷饮之民，趋之若夷，习险故也。近则多附铁线，行者便之。台地无车，故用轿。轿制略同漳、泉，日行可五六十里。《汉书》淮南王谏伐南粤，谓乘轿逾岭。其时南粤之道路未治，犹台湾也。
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开山抚番，以总兵吴光亮帅中军，同知袁闻柝帅南军，提督罗大春帅北军，分兵三路而入，自前山以达后山，测地绘图，建标计里，而兽蹄鸟迹之区，始为行旅往来之道矣。葆桢之疏曰：南路一带，自九月间袁闻柝率绥靖一军，越昆仑坳而东， 张其光随派副将李光领前队继之。十月初一日，李营至坳东，袁闻柝乃拔营前进，自昆仑坳至诸也葛，计程不过数十里，而荒险异常，上崖悬升，下壑眢坠，山皆北上，日光不到，古木惨碧，阴风怒号，相顾失色，不能不中途暂驻，以待后队之来。当袁闻柝驻营诸也葛之日，正张其光内埔办理凶番之时，有老鸦石者，昆仑坳之西境也。初八日，张其光左营有勇丁五人，暮经该处，突有数番杀伤二人，都司张欣守备周思培等，即派队追赶，该番逃散无踪，随传内埔社头人，查系七家蛋社凶番。二十四日，参将周善初出哨双溪，途见无首勇丁横卧血渍，旋见凶番多人，执械狂窜，麾勇追之，适周恩培出哨，横截坡前，枪毙其一，擒其三，余悉散走，俱为陈阿修社番，即将三人就地正法。
二十日，都司张朝光率两哨营于大石岩，都司张天德亦率队至诸也葛，袁闻柝乃得拔营前赴卑南。诸也葛以下，地略平坦，然榛芜未剪，焚莱伐木，颇费人功。闻柝露宿空山，染病甚重，舆疾率旅，径抵卑南。张天德一军亦已趋扎大猫里，与之犄角。辰下、卑南一带，业已开通，昆仑坳左近，虽有凶番出没，已分别惩儆，谅无敢生心，惟山道险远，粮运殊艰。而卑南一带海口，波涛拍岸，船不能泊。自内埔至卑南，均已派营分布，声势尚能联络。此南路近日开山之情形也。
台北一带，提臣罗大春自九月十八日，派都司陈光华为首队，守备李英、千总王得凯为次队，游击李得升为三队，前赴新城。别遣军功陈辉煌率两哨赴大清水溪，总兵戴德祥以三哨扎大南澳，二哨扎大浊水溪。时正风雨连山，诸军阻不能进。二十五日天晴，陈辉煌先至大浊水溪，旋有凶番抗拒，击毙二人，遂即走散。李得升、李英、陈光华等踵至，会勘形势，近溪荒壤，周围约宽数十里，惟地皆砂石，不及大南澳之膏腴。溪岸南北约距三十余丈，波流陡急，副将周维光等，连日赶造正河、支河木桥各一，工程既竣，各军乃得越溪而前。自大浊水溪以往，前者曰小清水溪，后者曰大清水溪。十月初八日，陈光华一营扎小清水，而陈辉煌等进扎大清水，即有新城通事李阿隆等，率太鲁阁番目十二人来迎，愿为向导。随至新城，营于溪东。又有符吻、豆兰社番目来迎，我军遂进驻奇莱、花莲港之北，为后山横走秀姑峦之道。自苏澳至新城，计山路二万七千余丈，自新城至花莲港，计平路九千余丈，统计二百里有奇。而沿途碉堡，除苏澳至大南澳已设者不计外，应添建十有二处，均已兴工。惟大南澳至大浊水溪一带，凶番充斥，狙杀行人，乃于大南澳山腰，再辟一路，旁通新城，一以避海滨悬崖之险，一以塞凶番歧出之途，经派千总冯安国带勇往办。涉溪五重，方开十余里。十一月十一、十三等日，正在开路，突有凶番千余，分伏放枪。我军竭力抵敌，击毙四人始退，而我军阵亡者四人，伤者十八人。十五日，行至崇山之麓，我兵正在峡中开凿，忽闻枪声四起，抵御两时，至者愈多。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