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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
①
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对于最
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决未占压倒的优势。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
使它看起来好象是名实相副的。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
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
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
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
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
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
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
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
——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
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
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
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
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
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
① 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 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 页。
②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 页。
①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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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其他
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
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
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
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
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
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
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
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
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
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
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
强他的权力。在整个十九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
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
蒙古人也象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
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
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
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
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
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
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
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
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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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
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
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
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
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
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
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
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
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
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
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
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
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
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
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 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
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
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
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
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
①
大创举。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
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
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
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
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
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
②
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
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
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
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
①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1 期（1973 年5 月），第1—52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 第2 期（1974 年），
第122—161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13、17 页；卷3 第2、7、25、41 页；卷4 第1、7、15 页；
《奏稿》，卷2 第10、21、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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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
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
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
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
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
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①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
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
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
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
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
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
②
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
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
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
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
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
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 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
①
节。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
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
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
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②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
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
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
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