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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还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满洲特设了理藩院,来维护满族统治者对它
的亚洲腹地的同盟者——首先是蒙古人——的优越地位。清朝皇帝从一开始
就用这种办法统治汉人和非汉人。对汉人他运用前述两个体系来统治,即通
过地方官吏集团的官僚政府,及通过私人关系的个人…封建的臣属关系。与皇
帝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藩封,首先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然后又扩大到
包括中国国内的“内藩”。所有这些藩属都有世袭身份,不过爵位等级可能
逐代递降。他们都得到封号,封号甚至也给予王子和嫔妃。内潘也要进贡,
贡物只是些礼品而已,但也包括象从长江三角洲各省运来的“贡米”(漕贡)
那样的地方赋税。这种个人…封建关系的结构然后再扩大到“外藩”,他们位
于中国本土之外,然而也属于皇帝关心的范围之内。他们也得到封号并且要
进贡。属于外藩的有蒙古的亲王,西藏的统治者,亚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
及象朝鲜、安南 (越南)等毗邻国家的统治者。最后,远方的国家如果也想
和中国建立关系,也被列为遥远的朝贡国,他们仍都被认为是“藩”。这就
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
在应付这些不同类型的非中国的统治者时,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练的
方法和手段。首先是军事力量,它在中国各省进行弹压,也可以开往边境甚
至远征国外。其次是官僚政治的“法”的体系,利用它就可以通过头人(土
司)对非汉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实行政治统治,完全象对汉人本
身实行的统治那样。第三是德治,即通过显示天子的德威,来发挥合乎准绳
或思想意识的道德榜样 (德)的影响。利用宗教的影响是这一手段的变种,
尤其在同拉萨的关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统治者就充当了支持当地僧侣阶层的
明王(庇护者)。
最后,对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离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使武力、行政或者
道德示范均感鞭长莫及的非中国人,中国统治者却擅长于使用物质利益(利)
的一套手段。这首先是采取允许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赐赠礼品的形式。外国
人确有贪得无厌之心,但可用来诱使他们行礼如仪,以便纳入中国人对事物
的体制中去。例如近在1795年荷兰使节在寻求贸易特许时,在清朝宫廷里频
频行叩头礼,即其明证。最后,中国统治者还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时玩弄一
视同仁,有时又搞以夷制夷,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①
关于中国人优于非中国人的神话,就这样维护了一条古老的王者无外的
信条,这信条反过来又能认可非中国人王朝的统治。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征服
的先例是有利于满洲人在十七世纪的征服的。同时,这两次征服都强调天子
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与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相比,它们很可能使得
帝国政府独断专行的形象较多,民族主义的色彩较少。以上这个概括绝非事
情的全部——也许专制主义完全是随着统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进而加强
的。但是,这些征服者王朝作为统一了的诸部落集团的少数民族,不是按照
中国人立嫡立长的习惯,而是按照部落的习惯,即以英武和个人才能作为条
件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因此,征服者拥有精力过人的领袖。唐、宋两代皇帝
进行统治时,通常是由他们的大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一个部门的大臣可
① 王赓武:《明朝初年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①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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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地方政府发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级官吏。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变了这种状
况。当明初的开国之君在1368年以后着手亲自统治时,就是效法蒙 古人行
事的。
清王朝是这一漫长发展过程的顶点;它继承了中国人的许多权变手段并
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为他们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
的少数民族,他们知道为了生存必须紧紧团结。他们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
权力。
清初的统治者建立了惊人的业绩。努尔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
经在南满建立了一个汉化的国家,并且创立了作为攻击力量的八旗制度。他
的继承者皇太极(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编了蒙古人和汉人同盟者,在他
们当中推广了八旗制度,此外,还置朝鲜于属国地位。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到
1650年的多尔衮,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占领。在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死
于1660年)的统治下,入侵者建立了华…夷联合政府。后来,康熙大帝(他
从1661年执政到1722年)巩固了清政权。他不但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
而且开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国文人政府的传统。汉人的南方三藩,
曾经与满人的征服合作,后来又企图并灭满人,但康熙在从1673年到1681
年的内战中打败了他们。他最后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台湾,并且通过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把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后来他又在1696年战胜
了以噶尔丹为首的西蒙古人(即准噶尔人),从而保住了清廷对东部外蒙古
的控制。这一惊人的成就似乎应部分归功于康熙的灵活性。他在观点和方法
上还没有完全汉化,所以能在清宫使用耶稣会教士做顾问,并且认为只要在
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与俄国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继续加强了君权。1729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加得心应手的行
政机构——军机处,同时发展了密折制度,这使他能够和整个政府中挑选出
来的官吏保持直接联系。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国内和平,但却屡次在
帝国的边境地区用兵。他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镇压四川的叛乱者(1747—
1749年,1771— 1776年),一次是对缅甸、但最后又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66
—1770年),另一次是对越南北部、但也很快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88—1790
年),还有一次是镇压台湾叛乱的远征(1787—1788年)。然而,乾隆的主
要武功是在亚洲腹地,他的军队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那里歼灭了西部蒙古
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里木盆地。同时,清廷于1720年、1727—1728年
和 1750年派遣远征军进入拉萨,利用喇嘛教来间接控制蒙古。1790—1792
年两次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使得对西藏的用兵最后得到成功。在所有这
些战役中,满洲的旗兵表现了英勇气概,他们的将帅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优
厚的犒赏。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
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突然中
落的巨变,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被忽视的北京观点开始,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
整体。只有用这个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说明到1800年时亚洲腹地在清朝
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黄乘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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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十八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
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
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
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
的方向。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
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
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
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
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
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
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
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
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 1800年以后,重心开始转向中国本土
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十九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
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穆斯
林变 乱期间中俄在此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地区才开始向现代转变。
足足相当于今日中国疆域一半的清代亚洲腹地,尽管幅员广大、资源丰
富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学家都令人惊讶地很少给予注意。就对外关
系而言,直到本书撰写时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根据十九世纪清代政策和英俄
①
角逐的背景来论述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就中国的本国史而言,也没有人研
究领土扩张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工
作还有待今后来完成,因为本书的有关章节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国西北本
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乱前夕的清代边疆史。在这几次叛乱以后,满、蒙、新
疆和西藏都开始发生巨变,清属亚洲腹地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现代的面貌。本
章对于所论到的地区并不是无所侧重,论述最充分的是新疆,这是因为它的
文化的复杂性和叛逆态度,也因为至今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新疆史可供英
语读者使用。西藏虽然同样复杂,但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可读
之书,所以写来无妨从简。②
从长远的历史后果看,十七、十八世纪清军进入亚洲腹地意味着汉族的
影响、文化和人口都有所扩展。这并不是满人的本意。清王朝需要充分利用
汉人的才干,尤其是在帝国的非汉族地域需要鼓励汉人向亚洲腹地边境移
① 参见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克拉布:《中国和
俄国的“大赌博”》;拉乌尔:《中亚的政治》;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② 最近出版的书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我认为此书对写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
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西藏简史》;涂奇:《雪山之国西藏》(德
赖弗英译);夏格巴: 《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石太安:《西藏的文
明》(德赖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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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是,清政府直至十九世纪才模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