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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汉人涌向清朝的亚洲腹地，甚至进入象黑龙江和六城地区这样严密封闭
的地区。唯独西藏中部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是遥远的和没有诱惑力的，所以在
逐渐增长的中国化和汉人移民的浪潮面前仍然未受影响。
衰落也是有的，但不是表现在中国人的活力方面，而是在亚洲腹地各族
人民的政治命运方面。在蒙古，汉人的渗入使许多蒙古人贫困化。对六城地
区的穆斯林来说，清朝在十九世纪的统治意味着异教徒的统治，意味着战争
以及成千上万的喀什噶尔人离开家乡迁徙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塔什干。在另一
方面，对西藏人来说，清朝的影响看来较为温和。真正的威胁来自印度。拉
萨选择了求庇于清帝龙袍后面的策略。
由于第七章叙述了到1860年为止的满洲的历史，现在这一章将只叙述蒙
古、新疆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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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
蒙古僧侣制度的发展和汉人影响的渗入在内蒙要比外蒙更快些。清朝在
内蒙的统治比在戈壁以北更为严密，但是在这两个地区清朝的官员们都越来
越多地掌握了一度是蒙古人行使的行政权力。在内蒙，寺院更加集中，游牧
民和中国的经济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样的趋势在外蒙也可看到。正如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蒙古历史中许多重大发展一样，内蒙开辟了道路，外蒙
跟着走。
内、外蒙古继续为清朝军队提供骑兵。然而，清朝未使外蒙参与十九世
纪清帝国的战争，但内蒙则参加了中国本土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例如土默特
的王公旺钦巴拉（1795—1847年），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两个著名文学家古
拉兰萨（1820—1851年）和尹湛纳希（1837—1892年）的父亲，他曾在1841
年的鸦片战争中战斗过。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参加过1853到1855年对太平
天国的战斗，1858到1860年对英法联军的战斗，1860年对北京周围盗匪的
战斗，以及对捻军叛乱的战斗，直至1865年被杀死为止。
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
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
①
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肺结核也很猖
獗。
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
得更像汉人，清王朝放弃了原先阻止汉人商业进入草原和在草原移民定居的
企图。中国商人在蒙古进行贸易仍需得到许可，但这并不是想要限制汉人在
游牧民中间的商业活动，而是为了提高赋税收入，主要是用它来维持王朝的
蒙古行政机构。应该说汉人的经济渗入对王朝有利，因为它使蒙古人与帝国
的其余部分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汉人商号关系日益紧密的清朝官吏，坚
定地支持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事实上，人们对汉族商人的不满情绪也有时爆
发，如1829年在库伦举行的寺院舞蹈仪式上喇嘛们就殴打了若干汉人观众。
对于旗里的王公、寺院和汉族债主强加的苛征暴敛，普通蒙古人是很少
能幸免于此厄的。无力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们只好逃走，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
十九世纪日益增多，但是他们的王公仍然普遍地向旗内臣民索债。旗的当局
抓住这种逃亡者时就对他们施以重罚。例如有一次，六十九个欠债未清的人
被带枷在旗内各帐篷之间周游示众达两年之久。由于枷太宽而不能通过帐篷
②
的门，所以犯人只好在严冬的露天中过夜。同样地，寺院对那些未能交足份
额的沙比们也给予残酷的体罚。负债的逃亡者、无法在寺院生活下去的僧侣、
以及其牲畜在奄奄待毙中的牧民，只能以抢劫为生（在十九世纪无法无天的
行为变本加厉），或是到日益发展的商业…寺院…戍军中心去打短工以勉维生
计。在这些初 期的城市中心，特别是内蒙古的边境城镇，以及同样也在库伦、
额尔德尼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穷困的蒙古人变成一种半罪犯
性质的劳动阶级，他们以原始的技艺劳动，或以干粗活、卖淫、乞讨和劫掠
为生。
在寺院中，高级喇嘛和普通僧侣间有巨大的差别。所有参加法事活动的
① 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 页。
② 鲍登： 《蒙古近代史》，第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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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都接受一份寺院的给养，每个僧侣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寺院教阶中的
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的份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悬殊，
低级僧侣们经常发现他们靠份额难以活下去。如果他们接受寺院外的活计，
他们就不能在寺院做佛事，从而往往完全失去他们的寺院份额。为了活下去，
他们乞讨、偷窃或者转回家乡，由家庭养活他们。
大多数蒙古人留在旗内继续做牧民过活，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受旗的王公
们摆布。普通牧民很少采取行动来对抗沉重的赋税，但在非常的场合也有时
向盟当局提出申述（蒙语称为扎鲁忽），虽然这种申述的提出按规定说是触
犯法律的。偶尔也会发生盟当局迫使一个旗的王公退还非法勒索所得的情
况，但即使如此，原告们通常也总不免要受惩罚，因为臣民是不许背离他们
旗的王公首脑的。因此，原告们总是竭力隐瞒扎鲁忽组织者和起草者的名姓
（他们主要是最底层的、通常又是十分贫困的蒙古贵族，也有来自喇嘛的行
列者）。许多申述书的文本流传下来，成了一种研究十九世纪蒙古社会经济
①
状况的最重要的资料。 特别有趣的是在车臣汗部都嘎尔苏木布勒旗中从
1824年持续到1844年的一场争论。扎萨克都嗄尔苏木布勒从他的臣民那里
征取巨额租税；因此他的臣民反抗，直到盟当局最后裁决反对他为止。然而
与此同时，申述书的组织者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①
臣民和他们的王公打官司的案件中最不寻常的是发生在车臣汗部的反对
托克托呼图鲁一事；此人是一个有才能的王公，号称“恐怖脱王”，他是被
废黜的车臣汗桑斋多尔济的孙子。托克托呼图鲁的知识和文化水准远在十九
世纪一般蒙古人之上，他懂得汉文、满文和藏文，曾几次到中国和西藏旅行。
1821年，他把全旗臣民应该向他交纳的所有贡赋改用银两交纳，在以后的年
代中他试图在该旗搞改良维新。他设立农场以产品供应他的属民并向其他旗
出卖剩余物品。他发展狩猎、渔捞，收集野生植物和蘑菇，以降低使畜群减
少的肉类消费。为了治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发矿泉。他移入汉族工匠来
经营纺织工场并训练蒙古人。他开采金矿、盐和碱。在教育方面，他开办学
校，为他所在旗的不论贵族和平民的所有孩子们提供义务教育，并亲自准备
教学材料。他给乐师和演员实行专门的训练。他为自己的大多数牧民搜集了
关于畜牧业和游牧生活的技术知识，编印成书，加以散发。
当托克托呼图鲁的利益和喇嘛寺庙冲突时，他碰到了麻烦。在1837年他
搞了一个计划，想将包括一千名僧侣的十一个地方寺院合并成旗的一个单一
寺庙，并且要开办一个砖厂来为新庙宇、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一座王府制作砖
瓦。但是，习惯于地方寺庙的牧民们不希望废弃它们。下层僧侣中的许多人
为了谋生而住在寺外，也害怕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将会把他们都撤换
掉。高级喇嘛认为搬进一座中心寺庙，将会削弱他们作为地区首脑的权力和
特权。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毫不动摇，他继续进行改造中心寺庙的计划。
就在那一年，喇嘛们和托克托呼图鲁所在旗的许多世俗人士 向旗政府请
愿，要求取消他的合并决定，于是一场漫长的争论从1837延续到1842年。
形势一直恶化到在托克托呼图鲁的士兵与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战斗。在新寺院
中发生一场示威运动，僧侣们叫喊：“让我们回家！”托克托呼图鲁不得不
① 那桑巴尔吉日等编： 《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① 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 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 第
256—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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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
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
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
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
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
骚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
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消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
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
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
①
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然而，这
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
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
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十九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
抵触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
当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
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
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
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
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
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
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
但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