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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厉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作为一名统帅，僧格
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虽然他
于1863年对捻军据点发动猛攻时收复过雉河集并把张乐行捕获处死，但死者
的侄子张宗禹仍保持了捻军的实力，捻军在他的领导下于1865年包围并杀死
了僧格林沁。对北京来说，失去这位统帅是堪与1860年江南大营被歼相比的
重大损失。情形也跟1860年相仿佛，朝廷转而求助于新军。最后击败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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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次战役所依恃的并非骑兵的突袭，而是稳扎稳打的合围；这一战略就是
太平天国的征服者曾国藩提出来的，他于1865年出任剿捻统帅（见第八章）。
作为一场叛乱，捻军在政治上对清朝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
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
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捻军的基础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和村社之间惯有的协
作方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看作是对帝国正统性的有力挑战，只不过
是对帝国权力的局部抵制。他们肯定不是对正统价值体系的威胁。确实，他
们的社会基础是因袭传统的，与其政治倾向的模糊不谋而合。这样，捻军便
能轻易地与其他叛乱集团合作，但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与太平军不同，捻
军与周围社会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乱集团融洽相处。他们同幅匪、宋景诗指
挥的黑旗军、白莲教以及敌对的团练组织，能够在特定的基础上互相影响，
从中受益。捻军与太平军曾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有理由使太平军为之
后悔。捻军首领李昭寿于1858年曾带领他的大部队驰援安徽的太平军，但太
平军却不能向他们进行纪律和信仰的灌输。李昭寿本人不久还倒向了清朝。
捻军反抗的漫无目的性，确实可以从其首领们反复无常的行动中看出，同一
个人往往反复变节多次。生员苗沛霖是土豪，他对双方都叛卖，他的长期经
历只有按照两淮地区内战中普遍存在的朦胧的价值准则才可以理解 （关于捻
军运动及其结局，更详尽的阐述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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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
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
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 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
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
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
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
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
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
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
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
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
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族，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
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
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
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
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
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
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
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十九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
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
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屏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
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
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
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
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
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
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
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
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
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
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
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
的背景，要把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
恐怕是很困难的吧。
（厉以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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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俄国是在亚洲腹地进行活动的唯一的欧洲大国，它在满洲这个天地里占
有一种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曾经规定过一条大致的边界，并且在
清帝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确立了平等的原则。1727年的三项初步协定和恰克
图条约，曾使边界线向西延伸，并规定蒙古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尼布楚附
①
近满洲边境上的粗鲁海图 为俄国人进行贸易的地点。清帝国的商人和俄国商
人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免税的贸易，不过粗鲁海图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商
业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业，实际上都是在恰克图进行的。总之，自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国便拥有一个双方按平等原则交往的从事中俄私
人贸易的市场。这种条件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想
要在中国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偿的。
除了恰克图的贸易外，俄国还可以每三年派一个商队前往北京，不过条
件是该商队的领队得履行中国方面的朝贡礼节，而俄方则获准在北京保持一
个东正教传教士团。除了这些特许权外，清政府不让所有俄国人入中华帝国
之境。
俄国官方的商队并不是有足够的利益可图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
市场。俄国的出口货物绕过恰克图前来蒙古的库伦和满洲的嫩江，而中国的
货物则绕过恰克图运往伊尔库茨克。自 1755年以后，俄国政府不再派遣国家
的商队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图条约的一条修改条款重申了在恰克图和
粗鲁海图进行的免税贸易，并试图改善有关边境事务的管理。但是困难依然
无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时中断贸易，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 1785
至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图关闭期间，中俄贸易仍然通过定期集市继续
进行。在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以伊尔比特的集市最为重要，它在该世
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遇到了马卡尔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灾后迁到
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竞争。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
洛格达运来的毛皮；有从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运来的棉布；也有从伏尔加
河各城市运来的皮革。俄国商人将这些货物售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商人，然
后换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产的货物。
1792年，清俄双方谈判再开恰克图的贸易，同意各自根据本国法律惩处
非法越境的人犯，从而清除了一系列枝节问题上的麻烦。但是，为了报答这
次贸易的重新开放，俄方政府必须忍受清帝国的恩赐的口吻，这种恩赐的态
度，在1792年的恰克图市约中有所反映，虽然反映得相当隐晦。造成清朝与
俄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复杂情况依然未变，原因是自从十七和十八世纪以来，
清王朝进行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吃了亏，因为征服减少了俄方的贸
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导地位。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俄
方还多了一层耽心，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有可能损害恰克
图的贸易。
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 （与此同时，英
① 《俄中条约汇集，1689—1881 年》， （俄文版）第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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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在广州也需求这种商品），这也促进了在恰克图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
花和丝绸的交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达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额的百分之
四十。其他的中国出口货物有球状烟草（此物在西伯利亚特别行销）、草药、
香料、大黄以及品种繁多的各项奢侈品和工业制品，如磁器、金属制品和玻
璃制品。这种贸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过，尽管清朝作了许多限制，仍然
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通过恰克图流出了中国。
1800年，俄国政府试图靠加强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对恰克图关卡和贸
易合伙人的指令》的办法，从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办法
企图划一价格、调整关税和取缔外国的竞争。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
克图的俄国一侧进行贸易，可是外国的制造商们仍然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
重，只有1812年是例外，当时拿破仑侵入了俄国。从1800到1824年是恰克
图贸易的高峰年代，商业总额增加了将近90％，即贸易额从8，383，846卢
布增加到了15，960，000卢布。①
到1800年时，在新疆西北边境，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也进行非法的中俄
贸易。由于俄国商人对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唯一享有贸易权利的哈萨克人的
贸易额一直在扩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规定哈萨克人除牲畜外，不得运进其
它任何货物，以此来限制他们携带俄国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
人的贸易项目又逐渐繁多起来，同时随着违反商业规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
府当局便另谋别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俄罗斯帝国的商人们开始自己来做生意
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